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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古墓葬(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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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 10:4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务川古墓葬 序

原载:中国•务川政府门户网站




李飞


作为人类肉身的最后归宿地,墓葬容纳着丰富的信息,是窥探古代文明的一扇窗户。也因此,它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

进扬的新作《务川古墓葬》对务川境内墓葬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自时代而言,从汉代直至近现代;从类别看,有汉代土坑及砖、石室墓,宋代石室墓,明清崖葬、石板墓、花坟等。除墓葬本身,还关注了丧葬礼仪以及与墓葬有关的口碑传说。讨论的范围涉及各类墓葬的形制、特点、产生的动因、装饰艺术及其族属等,全景式扫描了墓葬文化的方方面面,视野之广,用力之专,令人钦佩。就个人目力所及,这应是贵州第一本以县域为单位的墓葬研究的专书,有开拓之功。

务川是贵州汉墓的重要分布区,迄今已在大坪、镇南、都濡、浞水等地发现10余个墓群,是汉文化逆乌江及其支流向黔中渗透的桥头堡。2007年冬、2010年秋,我曾两次率队对其中的大坪汉墓群展开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7座,获各类遗物500余件(套)。进扬以地方文物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发掘,有幸与他共事,他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洞察力令人印象深刻。当时考古队住在乌江支流洪渡河畔一个叫朱砂井的小村庄,大量汉代遗存就分布在村庄四周。一夜围炉畅谈,联系当地丰富的朱砂蕴藏,以及这个与朱砂密切相关的小村庄,还有各种流传至今的朱砂开采技艺与传说,我提出周边汉墓的出现会不会与朱砂开采存有联系。进扬称早年清理的几座墓葬里,确有部分出土过少量朱砂颗粒,他自己曾撰文讨论过彼此间可能的联系。我隐约感觉到,朱砂可能是揭开大坪汉墓群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当即召集队员开会,要求田野发掘中将朱砂的寻找作为一个要务。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队员,并不认识朱砂,稍不留意即有可能将之当作石子清理出墓葬。次日,队员重新检视了正在清理的墓葬,果然在已经清理结束的一座砖室墓的墓底及填土中翻检出30余粒玉米粒大小的红色小石子,正是朱砂。这一发现令我们兴奋不已。此后发现不断,最终我们在47座墓葬中的24座里发现了朱砂遗存,占墓葬总数的51%强,最多一墓多达250余粒。同时我和进扬一起对周边的朱砂开采遗迹及传统工艺进行调查和记录。最后请北大文博学院的崔剑锋博士将墓内所出朱砂与当地所产的朱砂进行硫(S)同位素的分析对比,发现其完全一致,从而确定墓内所出朱砂即产自当地。这一发现改写了贵州矿产资源开发史,用实物证据表明贵州至迟在西汉时期已经进行一定规模的朱砂开采。而当地丰富的朱砂储存量和朱砂在秦汉时代的广泛使用,可能是吸引墓葬的主人进入这一片区的一个重要动因。这是我在随材料逐步积累的前提下所萌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而进扬早在此前一两年即已敏锐洞察到二者之间可能的关联。

我曾撰文讨论过贵州地区的崖葬和石板墓,进扬书中所论及的务川这部分资料是我过去所未曾留意的,对此他在书中已委婉的提出批评,认为贵州“石棺葬”黔中、黔西南两区的划分并不全面。对此我欣然接受。务川崖葬极具特点,或将棺木措置于河流及其附近的岩洞或岩厦中,或在洞内起坟,结合明代文献中仡佬族有将逝者“置之山峒间”的葬俗,我同意进扬的看法,其为仡佬族所遗的可能性极大。这类遗存还可以进一步再做一些调查。务川的花坟,因为墓前有繁缛装饰,故得其名。其源自石室墓,当地花坟肇始于明代晚期,逐步发展至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因为多有墓碑,年代清晰,变化的轨迹亦是清楚的。这种变化与贵州墓葬整体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贵州地区宋墓的装饰主要在墓内,大约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墓葬装饰逐渐从室内移向墓外,从幽暗的黄土深处移至地表,一个专为死者营造的幽冥空间遂逐渐外化为可供生者观瞻的玄妙世界。进扬对务川花坟的雕刻题材进行了分类梳理,并对这类墓葬流行的原因进行了有趣的阐释。而这些均是其在平日的工作中留意观察和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可见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万事留心,遂成学问。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本书较多的关注了作为建筑的墓葬本身,而对墓内出土遗物讨论不多,所形成的认识可能就不够全面。但这种缺憾有其客观原因,书中的很多材料是作者第一手调查所获,并未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自然不能获知其内部情况。而经过科学发掘的汉墓,又因许多材料尚未公布的缘故,无法使用。这也鞭策我,尽早将大坪汉墓的发掘材料予以整理公布,以方便更多的学者开展深入的研究。

此外,囿于材料限制,一些问题的讨论无法深入。譬如,县境目前未见先秦时期的遗存,因此对汉墓所代表的人群大规模出现前当地的社会结构及文化面貌缺乏了解。东汉以降直至隋唐,这部分的墓葬材料亦付之阙如,此间当地族群的活动情况只能靠文献来勾勒。大量的缺环还有待更多的发现来填充。今日务川是一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但当地今日仡佬族的文化特点并不鲜明,考古发现中亦鲜有可骤断为仡佬族的遗存,这可能与当地开发较早,而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地位普遍不高等因素有关。在此背景下,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因“渐被华风”而逐步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终成汉人。这一过程或可称为“去民族化”。而今,随政治的昌明,民族地位的提升,部分“汉人”又转向“非汉”,掀起一股“民族化”的浪潮。务川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观察“汉”与“非汉”相互转化的一个极佳的标本。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进扬深耕其中,相信很快又会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予以回应。

对此,我充满期待。

2014年12月14日,草于海龙囤巅

(作者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副所长)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43: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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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古墓葬

第一章

第一章   概述

墓葬是历史的实物遗存,是人类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反映和表达的丰富内容对研究各民族文化心理、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墓葬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理解和考察历史、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时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墓葬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既有对历代丧礼的继承,也有适应当时社会风尚的需求。它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该人群所处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具体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们对于灵魂、鬼神不同观念的认识,对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务川墓葬类型丰富,形式多样,其产生与地域内彼时之历史状况桴鼓相应:由于地域内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朱砂经济的高度发展,从而造就了蔚为壮观的务川汉墓群;同样,也因为仡佬族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的生产生活,故而形成了石板墓、崖葬等丰富多彩的民族墓葬。因此,墓葬对于研究务川历史发展、地域文化、民族演变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尤其对于缺乏充分古籍资料记录的务川一地,这一点尤显重要。

第一节  文化心理与墓葬文化

墓葬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为,实际上它是社会群体行为在个人行为上的具体体现。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与丧葬礼仪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墓葬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总体来看,灵魂观念、祖先崇拜、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是墓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内容。

一、丧葬与灵魂观念

丧葬是围绕如何处理死者灵魂而进行的,丧葬不仅是埋葬死者的肉体,更重要的是要怎样安顿好死者的灵魂。

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国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了墓葬1。比较普遍的认为,古人类的灵魂观念是墓葬产生的原因之一。在北京山顶洞人一具死者遗骸的四周撒了一圈粉红色的赤铁矿粉,研究者认为这个现象与北京山顶洞人的某种灵魂观念有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确认有表示魄和魂的文字出现,说明早在殷墟时期之前,有关魂魄的思想观念就已经有了。战国时期,乘龙升天的祖灵已经能够自如往返于天地之间,“魂兮归来,入脩门兮;魂兮归来,反故居兮。”屈原的《招魂》,就专门告诫亡者灵魂不要在充满凶险的四方停留,而要返回美好的故地。汉代人更是“事死如生”,把墓葬当作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场所,随葬器物应有尽有,而且与生活息息相关。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喜爱喝酒,其墓中即随葬了“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稻酒十一石”等数量众多的酒类,据估计当时所装的酒共达5千多千克。2在四川西部的一些宋代多墓室石室墓中,中间以石壁相隔,在墓壁上留有孔道相通,明代人王文禄在其《葬度·杂辩》中指出,“夫妻双圹穿墙孔,曰孝顺洞,通魂往来”。3可见历史以来,亡者灵魂不灭的观念与丧葬的产生发展是相依相存的。

务川墓葬文化中这种灵魂观念的表现也较多。仡佬族历史上的“倒埋坟”是一种特殊的葬俗,其它民族墓葬中死者的头向普遍是头枕山坡,脚抵山脚。而仡佬族倒埋坟则是头抵山脚,脚瞪山顶,仡佬族人自己称这种埋葬方式为“转回向”。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天上来的,当死者魂灵从坟墓坐起时,即可脚蹬山坡,升天而去,回归家园。

在务川、凤冈、正安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一类墓葬,从清中期一直延续至今。其形制整体上与常见的石封土围的墓葬无异,区别在于坟墓正面正中砌造出一孔20cm见方的石龛,当地村民说石龛是为了照坟灯时不被山风吹灭而修建的。其实不然,这孔石龛的原始意义,应当是与上文所说四川宋代石室墓中墓壁所开孔道的意义是一致的。石龛就是为死者灵魂自由进出坟墓,与生界、天界交流而开设的一个通道,它与坟头上大而形状特别的望山石共同组成的图象,其“通魂往来”的意义表达的更为充分。只是到后来,石龛存放坟灯的实效作用被逐步放大,以致修建石龛的原始意义被人们遗忘了。

民间富户修造生基坟,如同帝王修建陵寝一样,都是相信人死会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所以预先把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场所修造完美。生基坟多半是夫、妻或夫、妻、妾同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这应当是人死而灵魂不灭最美好的愿景了。

巫术“喊魂”是人有魂灵的最直观的表现。喊魂的被施与者一般是小孩,因为小孩的魂魄弱小,易被邪祟所侵而丢魂,所以请巫师作法。作法时,沿小孩丢了魂的那条道路,巫师在前,父亲或母亲在后,边走边喊:“***,我们回去了,回家了。”这种喊魂巫术,迄今在务川一些偏僻的村寨仍时有上演。(图一)

图一:招魂幡

二、丧葬与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产生于原始的灵魂崇拜,在坚信死者灵魂不灭的基础上,人们相信祖先亡灵对家族的庇佑有着超常的神力。应当说,祖先崇拜是一切丧葬礼仪形成的文化基因;或者说,没有祖先崇拜的观念,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见繁复、严肃的墓葬礼仪。

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人死亡之后会变成各种各样的鬼,鬼作用于人来说,多数情况下都是消极的。而自己的亲人去世后,灵魂却在鬼神之间,对家族的作用多数情况下都是积极的。

为什么说亲人的灵魂在鬼神之间呢?这是人们相信祖先亡灵具有庇护家族的神力,祖先亡灵之为鬼实为“善鬼”,在阴间处处照顾和护佑着家族,这时候祖先亡灵就是祖先神,位列“天地国亲师”香火榜位,享受各种祭祀。春节、月半在堂屋设案祭祀;清明则到墓地扫祭;祖先诞辰之日的“烧生”祭祀等。家庭举办重大民事活动如婚嫁、建房、寿诞等,也要在堂屋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其目的有:一是重大事项向祖先告知;二是祭祀祖先请祖先亡灵共享美酒美食;三是请祖先继续护佑家族的兴旺发达。上述不管是在那种情况下对祖先的祭祀,人们对祖先神力的无限期望都彰显无遗。但是,当人们因为某种过失而得罪祖先亡灵并招致一定的惩罚时,祖先亡灵这时就与其它不相干的死者亡灵一样,变成了鬼,需要采取补救的法术才能把祖先亡灵由鬼转变到祖先神。正因为祖先亡灵具有差异如此之大的双面性,于是产生了哭丧、踩堂以及“围尸跳跃”、“椎牛”等取悦死者亡灵的葬仪。如:哭丧,主要追述死者的美德和忏悔自己的过错,而且哭丧要声嘶力竭,感情真挚,达到“嚎声卖气”的效果;仡佬族围棺跳跃的踩堂舞,则是为了帮助祖先尸体不被传说中的鸟雀啄食。

仡佬族对祖先神的崇拜莫过于“地盘业主,古老前人”。仡佬族是贵州土著民族,最早开垦了土地,在一些地方被称为“古老户”。“地盘业主,古老前人”是仡佬族共同的远古祖先,并成为族人的祖先神。普定仡佬族三月三祭山神中,“地盘业主”与“敖伟天神”、“列位山神”共同受到祭祀,并请求他们赐福、保佑。4镇宁仡佬族在吃新祭祖时果珠唱道:“地盘业主是忍勒,万古千秋要牢记”,“古老前人山神们,今天敬供你们了,保佑来年好丰收。”5平坝仡佬族和安顺弯子寨仡佬族的丧葬歌中,“地盘主人,古老前人”与天神、地神、土地神、门神、灶神等诸神同等重要,在“做好事”仪式时,“请师”、“交牲”、“安家神”等所有环节的祭词最末段都要请到“地盘主人,古老前人”。6务川奠土的科仪中,也有“地盘业主,古老贤(前)人”的祭词。仡佬族这种无特定对象的祖先神崇拜有别于汉族黄帝、炎帝、后稷的祖先神崇拜,属于原始祖先崇拜,其形成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德江县郎苏村,有一座清代墓葬,直接葬于其堂屋安放香龛的位置。据当地村民说,是因为墓主人无后嗣,所以就把墓直接葬在了自己堂屋的中间。堂屋是举办重大家庭民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具有高度神圣性。香龛摆放在堂屋后壁正中,务川称之为“香火榜”,是历代祖先的神位所在。这座墓葬在堂屋香龛的位置,可以说是墓葬文化祖先崇拜最直观的体现。

三、丧葬与趋吉避凶

人们相信在墓葬中通过某些特定的行为可以预防灾厄,消除祸害,这种趋吉避凶的愿望,是墓葬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也是墓葬文化中重要的心理因素。

通常认为墓穴风水的好坏与死者后人祸福吉凶的关联最为密切。理想的“龙穴”,不仅会使死者得到安宁,而且祖先灵魂的生气感应还能托福于其子孙,从而为后代子孙带来亨通好运。正如宋代理学大师程氏兄弟所说,“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其子孙盛。……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亦其理也。”7但人们千辛万苦寻找到的龙穴并不完美,于是各种风水补救措施也就出现了。在务川大坪、板场、三坑一带,有用朱砂来补救的。朱砂历史以来被视为一种具有神力的物质,当龙穴山势的气脉因各种原因不能到达墓穴时,人们用朱砂撒在墓穴里,起到“呼龙接脉”的作用。或者用粉末状朱砂在墓底撒出“福”“禄”二字,其趋吉避凶的心理意义更为突出。

人们喜在墓地栽植柏树、杉树、桂树等,在美化墓地的同时,主要是为了培植风水。从汉代以来,墓地植柏树就有避邪的作用。8古人认为“魅好食亡者肝脑”,而柏树的芳香气味可以驱除魅怪,因此柏树被普遍培植于墓地。明代姚安知府邹庆墓地的8棵柏树排列有序,树围相当,均在3米左右,树龄600余年,显然为人工栽植,以陪风水。(见图二)

图二:邹庆墓地柏树(柏树8棵,最大树围4.5米,植于明代。)

清代以来,人们普遍在墓上刻写吉语,雕刻莲花、凤鸟、鹿、狮、羊等祥瑞花卉、动物、几何图案,热切地表达了人们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砚山场口张祥顺墓,刻写了“牛眠吉壤安,虎踞佳城稳”,“清风惠子孙,太墣踞天池”,“龙蟠”等吉语;墓墙朝门石柱上雕刻了两条龙,又在墓墙上放置石虎,还雕刻了狮、羊、麒麟、凤鸟、鳌鱼等祥瑞动物。四柱三门的仿牌楼式墓碑修造的相当讲究,不仅雕刻大量戏文人物,生活场景,花卉几何图案,还在居中的一层檐楼石上雕刻了一组人物图,居中一男一女两人凭案而坐,左四男右四女,案下一幼童,并题刻“全家福”三字,其构图堪为最直接的愿望表达。

另外,在墓葬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几乎所有的禁忌,也是出于趋吉避凶的要求而出现的,关于这一点,下文有专章论述,这里不作赘述。

墓葬的文化心理都在于其实用性。对神灵的信从、对祖先的崇拜、对趋吉避凶的诉求,于个人而言,所采取的墓葬行为都具有索取回报的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于社会而言,则是孝道伦理的要求,这样的要求,正是维系宗族血亲、社会秩序、阶级统治的实效功能的必然。

第二节  务川墓葬文化的特色

本书所说墓葬文化特指那些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墓葬行为和礼仪,这种约定俗成的墓葬文化是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故墓葬文化一地有一地之别,一族有一族之别。

一、地理概况

务川地处大娄山北麓,乌江南部,处贵州省东北隅,北与重庆市武隆接壤,西与正安、道真两县相邻,南邻铜仁市德江,东隔铜仁市沿河与湖南省相望。县城距遵义市区195公里、重庆市区250公里。全县总面积约2777平方公里,辖10镇5乡117个村(居),总人口45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6.6%,是全国两个以仡佬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仡佬族人口占全国仡佬族总人口的44%。是首批国家级贫困县和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2011年列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2012年列入省扶贫攻坚示范县。

境内山高坡陡,沟谷纵横,海拔600——1200米。地势高低差异大,切割深,相对高差常达500——800米,有的达到1000米以上,具有强烈的自然景观垂直差异,“对山喊得应,走路要半天”是这种地理状况的真实写照。由于山大,坡陡,谷深,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境内喀斯特地形地貌丰富,主要有山原、山地、河谷、坝子、丘陵等地貌类型。多山多石,岩石以石灰石、砂石、页岩等为主,多裸露于地表。境内最长的河流——洪渡河,由南部凤冈县流入,流经丰乐、都濡、大坪、柏村、蕉坝、红丝等乡镇,于铜仁市沿河自治县洪渡镇汇入乌江。

矿产资源丰富,以汞矿、铝土矿为主要矿种。其中已探明汞金属储量达23320.5吨以上,占全国探明汞储量的22﹪,保有储量占贵州省储量的60﹪以上,现已探明的矿床有8个,为贵州省四大汞矿之首。汞矿主要分布于县境东北部木悠峰、太坝山南北走向的山脉,行政区域包有大坪镇、丰乐镇、红丝乡等乡镇,镇南、都濡也有零星分布。

气候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集中于夏季,水热同季。植被良好,林木繁多,杉树、松树、柏木、楠木、银杏、楸木等古大珍稀树木多有所见。

二、人文历史

务川毗邻重庆、铜仁,东望荆楚,“襟带川蜀,控扼黔楚,山溪连亘,蛮僚环错”,9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务川地域先属巴,后属楚黔中地,再属秦黔中郡,汉代归属武陵郡。隋开皇十九年(599年),招慰置务川县,现务川东部大坪、红丝、石朝、丰乐等地属之。隋大业七年(611年)招慰招抚生僚置高富县,现务川西部黄都、涪洋等地属之。唐武德二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牁要路,请置务州。贞观四年,改为思州。贞观二十年(646年)置都濡县,现务川北部濯水、分水、茅天等地属之。先后于唐永徽六年(655年)、宋嘉佑八年(1063年)废高富、都濡,二县辖地部分并入务川县。五代时没于蛮僚。宋大观元年(1107年)思州土著首领田佑恭愿为王民,率地归附,为蕃部长。政和八年(1118年)复置思州,领务川县,州、县同治于今务川县城。元属思州军民安抚司,元至元年间,因“婺星”陨石降于此,改“务川”为“婺川”。明永乐十一年(1414年),改土归流属思南府。清时仍属思南府。中华民国初属黔东道,后为省直属县。1959年3月16日,国务院批准改“婺川县”为“务川县”。1986年8月21日,国务院批准“撤消务川县,设立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历史以来,黔中、武陵都是巴、蛮、傜、苗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历史区域范围内,古籍图书记载有关蛮僚、仡佬等内容的资料也较多。务川地处其中,情况亦然。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同书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人多赣勇,多獽蜑之民。”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思州》“务川”条记:“河只水,在县东二十一里,河只者,僚之姓名。罗多水,在县东八十里。罗多者,僚之姓名。河渝水,在州北十九里,自僚山流来。”明·钟添《思南府志·地理志》“风俗”篇:“蛮僚杂居,言语各异。……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务川、若沿河,号曰土人。……郡旧有蛮夷、佯獚、犵狫、木猺数种。”

务川虽为蛮夷之地,但开化较早。大坪江边汉墓的考古资料显示,务川早在秦汉时期即已有了较为繁盛的社会发展。唐宋蒙元之际,思州田氏土司经过近七百年的发展,其封建领主经济达到较高水平,管辖地近贵州三分之一,与播州杨氏、两广的岑氏、黄氏并称为“思播田杨、两广岑黄”。明清两朝,务川经济依然较为繁荣。明嘉靖《思南府志》所记“务川有坑砂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便是这种繁荣的真实写照。又,《思南府志·田赋志》所载,务川人口650户、8026人;贡赋粮米321石6斗9升、黄蜡182斤、水银167斤8两;差徭中银差249两、力差76名,均居于思南府所辖4司2县之首,远远高于其他司县。

务川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以来即处于巴蜀进入荆楚的交通孔道。战国时期,秦楚争霸,黔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战场,双方在这里持续了近百年的黔中争夺。对巴蜀及其东緣的地理战略意义,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有过精辟的论述:“从来之善用荆州者,莫如楚。……西则以黔中、巫郡隔碍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归州、夷陵诸境乎?”10后来,徐中舒先生亦指出:“秦因与楚争取天下,所以必需夺取巴、蜀和汉中,进而夺取黔中、巫郡,占据楚的大后方,居高屋建瓴之势,对楚国形成严重的后翼包抄。”11也因此,务川一地成为了巴、蜀、楚、汉等文化交融的地区,各种精神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的文化都深受这种多文化融合的影响。对此,务川文史专家王明析先生著有专文《务川地域文化纲要》,作了精辟的论述。

务川墓葬文化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墓葬文化。

三、务川墓葬文化的特征

务川墓葬文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突出地表现在对石材的运用;(二)多民族趋同的特征;(三)墓葬类型丰富多样。

(一)、对石材的大量运用。在务川,可以说,无石不成墓,凡墓必有石,而且由历史至今天,皆一以贯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石崇拜意识。

山地民族多崇拜大石,认为大石具有超常的生命力。在务川农村,当小孩体弱多病或犯短命关时,人们往往会带小孩去拜石保爷,希望孩子能够像石头一样风雨无惧,命根牢固。拜石保爷的祭词是“石老先师,你在山中万年青,何人见你生,何人见你长?开天辟地同你长,盘古初分同你生。玉皇大帝敕封你,黄水朝天也不怕,放火烧山不担心。”可见,祭拜石头,就是祈求生命坚实、长寿。

石头来源于大山,对石头的崇拜即是大山崇拜。大山崇拜较之土地崇拜更为原始,大山崇拜是人类狩猎时代的远古记忆。山的印记一直存在于仡佬族的生活中。居都、安顺等地的仡佬族每年都有在三月祭山的活动,他们的祭山,即是对远古祖先的祭祀。山与祖先,缀合在了一起。黔北傩戏中的山王菩萨,三头六臂,手掌日月,“管山管水又管人”,是民间最大的神,过去山间田野山王庙比比皆是,多种场合下的请神都会请到山王。务川仡佬族在年节祭祀祖先,要用糯米做成圆锥形山尖状的米粑供奉;垒砌坟墓,要在墓顶正中正前方特意放置一块被称作“望山石”的尖状石头,都是大山崇拜的具体表现。

正是因为人们对石头有着无处不在的敬畏和崇拜心理,将这种文化心理运用到墓葬中,从而造就了务川墓葬文化中世代传承的“以石为棺”,正如《遵义府志》所说,“郡俗至今尤尚石椁,古风世传,不能以通礼禁之,前代造者,高原陂陀,锄垦雨洗,十九露出,无山无之。”即使在今天的务川,完全意义上的土丘墓是没有的。今时之营造坟墓,先围绕棺木垒砌石头,然后再用泥土封盖,围绕棺木垒砌的石头,实际是古代椁制的一种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土葬实际是“假土葬”。

大量使用石头营造坟墓,尤其以明清两代的石板墓表现尤为突出。明清墓葬中一些石头巨大,达到一、二吨重,石头营造的坟墓,不仅使人相信墓宅坚固牢实,万古千秋,而且通过石头的意象,让人相信亡者的灵魂能够通过石头,回到大山里去。(图三、图四)
         
图三:丰乐楠木吊桥一块大石,为当地村民祭拜的对象,石上烧香、缠红布、焚化纸钱的痕迹清晰可见。

图四:这些乱坟堆,都是用石头垒砌的。用石是务川墓葬中延续历史时间最长,最顽强文化心理的坚持。

2.贵州喀斯特地貌自然环境的使然。

务川多山多石,石材多曝露于地表,页岩易于开采,石灰石耐侵蚀,加工或不加工的情况下都是天然的墓葬材料。同时,由于田土少,坡地多,墓葬自然被退让到不利耕作的坡地,减少耕地占用,保证粮食生产。加之务川雨水充沛,春夏暴雨如注,极易发生山洪,水土流失,造成棺木加速腐烂或坟墓被冲毁。在这几个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们就地取材,采用天然石材砌筑坟墓,应当是对自然环境综合考量的结果。

(二)、多民族丧葬文化的趋同性。

务川地域内,有仡佬、苗族、土家族、汉族、布依族等十七个民族,各民族世代杂居,相互之间文化影响较深,民族文化同质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避免,也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过多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有时会让我们走向缘木求鱼的尴尬境地。至近现代,各民族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地域文化,丧葬文化亦不例外。但在明代以前,各民族丧葬文化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上仡佬族头抵山脚、脚蹬山顶的“倒埋坟”,就是较为特殊的葬法,也是与其它民族最为不同的形式。   

下表为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蛮夷》所记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的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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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汝成,历官西南,所撰《炎徼纪闻》,均为“据所见闻而记之”。《炎徼纪闻》是一部以反映广西民族为主要内容的南方民族史著作,全书共四卷,其卷四主要记载壮、苗、瑶、彝等民族的族源、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

于上表可以看出当时各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差异性之大,像苗族,虽为同一民族,但因支系不同,其丧葬亦不同,真正反映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社会状况。亦是在明代,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得到高度强化,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各方面渐趋于同一,这是大的历史前提。反映在丧葬文化上,首先即是在葬仪上开始趋于相同,然后是墓葬形制的趋同。据贵州民族研究所席克定先生研究,贵州墓葬在明代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至清代,务川墓葬形式不外三、五种。嘉庆道光年间,不管是边远的葛佬寨还是繁荣的县城所在地,曾普遍流行一种料石砌筑的圆形墓,苗族、土家族、仡佬族,包括汉族都使用这种墓葬,这类墓葬在六枝居都亦有发现,可见其流布之广。清晚期至民国初大量出现的牌楼式墓碑花坟,也是为各民族普遍使用。尤其至近现代,各民族墓葬在葬仪上更加程式化、统一化。在丧葬道场上同样是儒、佛、道三教合一,杂糅并用。在坟墓营造上手法单一,构造雷同,墓葬文化已基本趋于一致。

(三)、历史墓葬类型丰富、多样。

历史墓葬中,大量汉墓的出现,是务川墓葬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页。明清两代的石板墓、岩洞葬,是务川墓葬文化中民族文化的具象特征。清代繁复的花坟则是务川墓葬文化中死之繁华的匠意营造。

务川汉墓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务川丰富的朱砂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二章有全面的论述。汉墓的形制有土坑、砖石、石室、砂坑等类型,基本涵盖了中小型汉墓除崖墓外的墓葬形制。汉墓随葬品呈现出种类多、生活化的特征,借此我们可以窥探两汉时期务川地域生活场景的真实。应当说,因为某种物质生产而与墓葬产生如此紧密的关联,于务川汉墓来说,是独特少见的。

两晋至隋唐时期的墓葬,务川迄今未有发现,这与史书记载此时期务川“没于蛮僚”的历史状况相符。务川宋代墓葬零星有所发现,当地人称之为“生基坟”,多在村寨附近或房前屋后,村民常作储放柴灰、农具等杂物之用。大坪镇瓦子坪宋墓修造较为简单,两型,一为平砌墓顶,一为藻井顶。务川宋墓的代表是涪洋金银洞宋墓。

明代,石板墓开始出现,并出现了多种营造方式。石材选用上或料石,或糙石,或两者混用;砌筑工艺上,或干垒,或浆砌;墓体构造上,或带前廊道,或直接封门;墓室数量上,或二室,或三室,四室五室不等。这类墓葬早年即遭盗扰,随葬品无从知晓。用砖或石砌筑,糯米石灰浆封闭的“苗坟罐”,墓室2——3室,圆弧拱顶,其墓体强度极大,包裹严密,防潮防腐的技术处理很好。岩棺葬也出现了数种形式,如岩洞葬、岩厦葬、岩洞坟、凿穴葬等,形制各有差异,时间也有早晚,但其所表达的文化意义是一致的,当为一脉相承。范我蘧墓属于迄今调查发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明代土葬墓,又被称作“总督坟”,为南明王朝总督川湖云贵、上柱国太子太师范钅广之墓。

清代墓葬主要有仿牌楼状花坟、石垒坟、石砌圆坟三种形式。仿牌楼状花坟由墓碑和料石围砌的墓体组成,花坟最显目的部分是修造讲究的墓碑,因通体装饰,雕刻精美,故民间普遍称之为“花坟”。石垒坟在务川最为多见,并一直使用,其基本的营造方式是用毛石在棺木前及两侧垒砌石墙,中间填土,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石砌圆坟与花坟的不同点在于其底面是用料石围砌成圆形,墓碑没有花坟的复杂,这类墓葬主要流行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估计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以县城周边数量较多,远至偏僻闭塞的红丝乡葛佬寨也有发现。凤冈、道真、居都等地都有同时期石砌圆形墓的流行。(见图五)

清墓随葬品不多。笔者多次考察过民间迁坟,见其墓内皆少见随葬物,有的也仅为瓷寿枕、瓷碗和少量首饰类。有的清墓还作了防潮防腐处理,洋溪村高开林墓为石垒坟,葬于清末,该墓即在棺盖上顺棺倒扣了三排共40只瓷碗,碗内装木炭,其上覆土,然后再用生石灰铺垫,石灰层达10cm,可见其防腐上的精心处理。(见图六)

图五:菠萝山两座分别葬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的圆形墓,这类墓葬同时期在葛佬寨、镇南以及凤冈、道真、等地均有发现。

图六:洋溪高开林墓的防腐处理

丰乐镇新场村凉桥组,有一座倒埋坟,在河边一块稻田的边角,头枕河流,脚向山坡,相传是“草头皇帝”的坟墓。濯水仡佬山也有倒埋坟。12
喻家有一座石围土封坟墓,据墓碑所记,该墓立于清光绪二十年,为当地徐氏先祖衡山县知县徐清祖孙三代合葬墓。池水有一座牌楼状花坟,墓碑所记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碑文记载该墓为池水申氏先祖“十代人俱葬于此”。这两座墓应当都属于对祖先遗骨的二次葬。两座墓的共同点是墓主中都有取得功名、显耀家族的先祖成员,因此,这种后人对祖先遗骨二次葬的坟墓,更多是一种对祖先荣耀的表述。

《务川自治县民族志》记载,濯水一带古代有“输河葬”。泥高乡镇江村过去也有输河葬,镇江村有一条小河,河的尽头是一个消水坑,据当地老年人说,老人死后,即装入木棺,放入河里,随水冲入消坑。《溪蛮丛笑》记载,古僚人埋葬死者“或输大河”,务川输河葬可看作古僚人丧葬习俗的遗存。

在务川地域内纯粹意义上的土丘墓并不存在,所见墓葬都是石头垒砌的,区别在于砌筑工艺的高低,有的墓石材是精细加工的,有的完全用毛石砌筑。不论砌筑修造工艺的高低如何,务川的墓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对石头的使用,这是务川墓葬最为显著的特点。

墓葬文化作为重要的一项制度文化、民俗文化,是保留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最有具象性的实物。墓葬文化是务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考察、认识、理解务川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必经的途径。

参考资料:
1.《中国古代墓葬概说》,王仲殊著,《考古》,1981年05期。
2.《汉代考古学概说》,王仲殊著,中华书局,1984年。
3.《四川丧葬文化》,霍巍、黄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4、5、6《仡佬族古歌》,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7.《二程集·葬说》,王孝鱼校勘,中华书局,2004。
8.《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彭卫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9、10《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
11.《论巴蜀文化·古代楚蜀关系》,徐中舒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2.《仡佬之源》,务川自治县政协文史委编,内部资料第十辑,2009年,申茂凡,《简述务川仡佬族》。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49:08 | 显示全部楼层
风吹屁屁凉
第二章    导魂神砂——务川汉墓

汉墓即西汉、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墓葬, 汉墓在中国分布极广,数量巨大。南至东南亚,东至朝鲜半岛,北至蒙古草原,西至中亚,均有汉代墓葬及遗址陆续被发现。汉代文化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汉代墓葬富有时代特色,是汉人“事死如生”观念下厚葬风气盛行的历史产物,“高坟大寝”是汉墓的显著特征,其高大的封土堆也因此成为后人识别汉墓最直观的依据。

第一节墓葬分布与形制

一、墓葬分布

在务川地域内,迄今发现的汉代墓葬遗址有江边汉墓群、镇南汉墓群、官学汉墓群、龙潭汉墓群、肖家岗汉墓、干溪汉墓、高家湾汉墓、县城汉墓、濯水汉墓、后河汉墓、桃符汉墓、喻家汉墓、大河坝汉墓、瓦子坪汉墓等十余处。整体上集中分布于县域东南部的大坪镇,中部的镇南镇、都濡镇,西北部的濯水镇,呈现出东南西北向贯穿全境的线路。其中以江边汉墓群分布面积及遗存墓葬数量最多,官学汉墓群、龙潭汉墓群、镇南汉墓群次之,其它地方汉墓仅为零星分布。(见图一)

江边汉墓群习惯上称为“大坪汉墓”,但实际上大坪区域内汉墓包括长坳、朱砂井一带的江边汉墓群,沙坝、赶子元一带的龙潭汉墓群,杉银头、毛岗一带的官学汉墓群,以及肖家岗汉墓、干溪汉墓、高家湾汉墓、瓦子坪汉墓等近十处。江边汉墓群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的法定名称为“务川大坪墓群”,为便于实际情况的区别,减少行文含混不清,本书仍以“江边汉墓群”命名长坳、朱砂井一带的汉墓群。

江边汉墓群发现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在修建大坪至官学公路时,于长坳山坡地带挖出一大一小两个蒜头壶及八个釜、鍪,可惜尽以散失。1970年代,江边山坡、冲沟内零星有箭镞、陶片、五铢钱等汉代遗物随雨水冲刷而出。同一时期在棒子上推土造田时,又挖出砖石墓数座,墓内陶俑(当地村民称之为“金人”)、五铢钱被村民捡拾回家,大量汉砖被村民用来砌灶、修圈舍或遗弃田野。1981年夏,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派人到实地调查,确认了一批汉墓,并认为江边汉墓是“黔东北已发现的大型汉墓群。”1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以“务川大坪汉墓”名称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1987年,先后有邹习高、邹习礼、邹习宣等村民在其责任地内耕作时挖出青铜器提梁壶、蒜头壶、提梁鼎、鍪、釜、甑、五铢钱及陶俑、陶罐等器物。1987年11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以上发现器物的地点进行勘查后确定6座墓葬并进行了清理发掘。

1990年代,又陆续有铜蒜头壶、钫壶、铜镜等遗物发现,部分被县文管所征集,部分则流散民间。

2004年7月,为配合石垭子电站的修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站水淹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江边一带又新发现汉代遗址2处。

2007年10月16日—2008年1月23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自治县文管所,对江边汉墓群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清理汉墓36座、汉代窑址2座,出土各类文物约400件(套)。在发掘的同时,对墓群进行系统调查与勘探,新发现汉代遗址1处。
2010年9月11日—9月27日,贵州省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自治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江边汉墓群进行第二期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汉墓11座,其中砖室墓4座,土坑墓7座出土器物一百余件(套)。
2013年5月,国务院以“务川大坪墓群”名称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务川汉墓除江边汉墓群正式考古发掘外,其它还有县城汉墓、沙坝汉墓、喻家汉墓进行了发掘,仅作一般性清理的有官学乡政府汉墓、高家湾汉墓。
从调查发现的情况来看,务川汉墓是以大坪江边汉墓群为中心扩散开去的。其西面的喻家、县城、瓦子坪汉墓是江边汉墓群的辐射区域;其北面的镇南、濯水、后河汉墓处于江边汉墓群北行的陆路交通线上;其东北面的大河坝汉墓则处于江边汉墓群顺洪渡河而下的水道上;其东面的龙潭汉墓、肖家岗汉墓、干溪汉墓、高家湾汉墓则处于江边汉墓群中所出朱砂的矿产资源区。
如此众多汉墓的存在,是汉代务川经济、社会繁荣的真实写照。

图一:务川汉墓分布图
二、墓葬形制
从清理发掘的近六十座墓葬来看,务川汉墓形制有土坑墓、砖石墓、石室墓、岩坑墓四类,其中土坑墓与砖石墓占到多数,石室墓仅发现于龙潭村沙坝,岩坑墓仅发现于江边帽顶。墓葬形制大致经历了由长方形土坑墓    带墓道的土坑墓(凸字形或刀形)   砖室墓的演变历程。务川汉墓出现于西汉早期,消亡于东汉晚期,延续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出土蒜头壶、铜鍪、铜鼎、半两的部分土坑墓,其年代应在西汉早期;其余多数土坑墓的年代约在西汉晚期;部分土坑墓(如M29)的年代可至东汉中期;岩坑墓的年代约在两汉之交;石室墓在东汉前期;东汉中期至晚期,砖室墓大量流行,房屋模型、陶俑、钱树等亦在墓中流行。2(图二)

            图二:土坑墓与砖石墓
(一)、砖石墓。
由竖穴土坑墓发展而来,流行于东汉,一般由墓道、玄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其营造方式是:在地面横向挖出长方形土坑,然后用砖砌筑墓室、甬道及玄门。墓室顶部多为券顶,借助榫卯结构的结合力,以楔形子母口砖起券。务川汉墓由于墓室多半垮塌,致使券顶砖层数不清。从喻家汉墓来看,应当在5层左右或以下。层数越多,其弧顶高度越高,弧度越圆,显示出的券顶技术越成熟。有的在墓室尾部特意下沉两块壁砖起券,形成涩叠砌的构造。据黄惠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砖室墓的券顶先是用小砖,其拱顶不高;然后发展到子母口砖券顶;最后是楔形砖券顶。技术的改进,有利于增加墓室券顶的高度和坚固。一般认为,楔形砖起券的技术来源于西方,而楔形子母口砖是地方技术与外来技术的结合。”故从年代上来说,砖室墓发展经历了小砖拱顶→子母口砖券顶→楔形砖券顶→楔形子母口砖券顶四种形制。
大多在墓底铺砖,有的于墓底中部铺设排水沟,排水沟或砖砌或筒瓦套接而成。个别墓葬无铺地砖。墓门单砖横向垒砌,高及砖室顶部。
墓砖有三型,长方形墓壁砖、长方形铺地砖、楔形子母口砖。三型砖宽度基本一致,但在砖的厚度上有着一定的模数。墓壁砖之长与子母口券顶砖之厚的比例为1:4,即1块长方形壁砖上可以均匀地竖立4块子母口券顶砖;墓壁砖之厚与铺地砖之厚的比例为1:2,近似统一的模数,反映出其时砖室墓营造技术的成熟与发达。墓砖的纹饰有车轮纹、几何纹、富贵字纹、钱纹、瓦当纹等,喻家汉墓的墓砖上还刻画了简单的鸟图案,也有素面无纹饰的。
务川砖室墓均为中小型单室墓。墓道多为斜坡墓道,刀形或凸字形,长3.3——1.48米,宽2.1——0.8米;甬道长3.7——0.8米,宽2.0——1.2米;墓室长6.0——3.8米,宽2.4——1.44米。依墓道不同分为刀形砖室墓、凸字形砖室墓、中字形砖室墓及无墓道的长方形砖室墓四种。
例举如下:
江边M10  凸字形砖室墓,斜坡墓道,土圹残长10、宽3.14、深2.2米,墓室内深6、宽2.3、残高1.7米。甬道内长2.2、宽2米。墓道(部分)长0.9、宽1.8米。墓向50°。长方形花纹砖垒壁,楔形子母口砖券顶,墓室前半段用无棱子母口砖铺地,后段用铺地砖。该墓早年曾遭盗扰,但所出器物仍是所有墓葬中最多的。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墓室后壁附近,计有陶猪、鸡、狗、侍立俑、钱树座、盆、房屋模型、碓房模型、水塘模型、铜摇钱树残件(树干上塑佛像一尊)、耳杯及耳杯扣、俑、车马残件、泡钉、钱币等50余件。
喻家M3  凸字形砖室墓,墓向160°。墓室呈长方形,南北长4.50、东西宽1.96、墓室深0.70米。券顶残存北端一小部分。券顶高1.26米,尾部的二道券顶砖向下收两块壁砖,次之的两道券顶砖向下收一块壁砖,形成涩叠砌,因墓室前部被毁,是否同样形式涩叠砌,不清。每道券拱共用10块子母口结构砖券成。券顶砖的内侧模印有几何花纹和“富贵”二字。墓室壁砖的内侧均有模印花纹,花纹主要为车轮纹与菱形纹组合而成。墓室底部用砖一横一顺平铺而成,铺地砖长0.4、宽0.16、厚0.04米。甬道长2.16、宽1.40、深0.80米,上部起券顶,但大部分券顶已破坏,只在东西两侧残存一排券顶砖。玄门用长方形条砖横砌而成,外侧用条砖侧向立砌,封门残高0.90、宽0.28米。封门砖长0.36、宽0.16、厚0.10米。墓道斜坡,平面略呈梯形,北端宽1.05、南端宽2.00、坡道长2.90米。随葬品仅4件,器形有陶罐、陶井、陶甑和陶钵,除陶罐外,其它均为残片,无法修复,均为泥质灰陶。(图三)

             图三:喻家汉墓清理现场
   (二)、土坑墓。
即在地面挖一长方形土坑,直接置棺木于其中的一种墓葬方式。务川土坑墓迄今未见构筑椁木者一类高级别的墓葬。较为讲究的在墓底铺设鹅卵石,以排除积水,防潮除湿。在墓底铺卵石的做法,贵州清镇、平坝汉墓中亦有3。有的则在墓底填埋大量红烧土,M45墓底红烧土最厚处达到了1米,其目的应该也是防潮除湿。依墓道不同分为刀形、凸字形和无墓道的长方形三种形制。带墓道的墓葬规模普遍较大,墓室长4.6——7.42米,宽2.72——4.43米。长方形墓葬长2.52——5.8米,宽1.1——4.5米。(图四)

图四:墓底铺了鹅卵
石的土坑墓(M44)
江边M31  长方形土坑墓,长3.9、宽2.1、残深0.7米,墓向40°。墓口被M1墓道打破。墓内尚遗少量人骨,从遗骸看,至少葬有一个个体。墓底残存部分朽木痕,东北角朽木痕呈十字交叉,应为葬具痕迹。部分器物叠压在朽木痕下。墓底大面积土壤呈红色,是否系朱砂使然,尚待检测。墓底东北角陶器碎片下,有成堆朱砂粉末。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墓室东北角,死者头顶左侧,计有铜洗、铜鍪、蒜头口扁壶、钱币、陶罐、陶甑、陶盆等,玉管1件出在死者颈部,略呈圆形的漆器残痕7件主要分布在墓室中部。
M21  凸字形土坑墓。墓室长7.42、宽4.02、深2.5米,斜坡墓道残长2.02、宽2.35米,墓向214°。墓道中有大面积炭痕,可能是在墓道举行祭祀活动的遗留。墓底亦有炭痕,疑为棺木痕迹。墓之东部因滑坡下陷,致使墓地凹凸不平。墓底中部偏北处有成堆粉末状朱砂,多数钱币出其附近。该墓早年即遭盗扰,墓内遗物不多,计有陶网坠、纺轮、豆、罐、钱币和铁器残件。
(三)、岩坑墓
岩坑墓仅发现于长坳帽顶,帽顶系河岸山坡的顶部,土层浅薄,下为砂石层。从修造墓葬的难易程度来说,肯定要难于土坑墓。因此,葬于此或许有其特别的意义。是否为墓地风水的要求?4从地理环境来看,有这种可能。帽顶在河岸山坡的最高处,可以俯视整个河谷,而且墓葬前下方有一土台,状如案,理论上属于好的风水葬地。从这个角度来说,岩坑墓的出现,应当是一种偶然,它是对墓地自然状况的一个处理。M33、M34、M36三座墓均埋葬于同一石缝地内,而前两座墓分别打破了后一座墓,这一现象似乎可以看作是因为墓地风水好而被一而再、再而三使用的证据。
岩坑墓的形制与土坑墓基本一致,有长方形和凸字形两种。其墓圹系凿风化基岩而成。墓室长4.6——5.75、宽2.52——3.48米。M36在北侧坑壁用自然石垒砌石墙,使墓壁陡直规整。目前调查发现的岩坑墓计有10座,其中4座已作清理。(图五)
M33,刀形岩坑墓。墓室长5.1、宽3.4、深2.3米,阶梯状墓道长2.95、
宽1.6米,墓向245°。打破M36。墓葬早年即遭盗扰,墓内残存陶器无一完整,仅遗铜泡钉、铜印章、铜带钩、铜饰件、钱币(部分为莽钱)等小件器物。

图五:冒顶岩坑墓
(四)、石室墓
石室墓与砖室墓的构筑差不多,只是砌筑材料不同而已。石室墓用石头砌筑,也由墓道、甬道、玄门、墓室四个部分组成,形制上有刀形、凸字形、长方形等类型。务川调查发现的石室墓仅1座,即沙坝石室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于1984年对该墓清理发掘。
    该墓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方向65o。墓石和甬道均用石块砌筑。石块大小不一,一般长0.25—0.65米,高0.25—0.30米,宽0.20余米,砌面及墓室面较平整方正,无明显的修凿痕迹,向外一面则凸凹不平,为自然石面。
墓道全部被破坏。仅在甬道口残留一些小块风化石。甬道长1.3、宽1.2米,高度及顶部形式不明。墓室长5.18、宽2.36米。东西两侧壁上在前端转角处略向外呈弧形伸展。西侧面、厚壁和券顶大部分已坍塌。西壁仅存底部一层砌石。后壁仅存三层砌石。东壁尚完整,连同保存的少部分券顶,共有七层砌石。侧壁与券顶无明显转折线,约从第五层砌石以上呈弧形内收成券。从第七层砌石边缘测量高度为1.75米,估计墓室最高处将近2米。(图六)

图六:沙坝石室墓结构图
第二节形成原因及研究价值
一、汉墓的形成原因。
(一)、丰富的朱砂资源是务川汉墓形成的重要原因。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乌江流域正好处于全球汞矿化带中,流域内分布着大量的汞矿和铅锌矿等金属矿床。务川已探明汞金属储量达23320.5吨以上,占全国探明汞储量的22﹪,保有储量占贵州省储量的60﹪以上,现已探明的矿床有8个,为贵州省四大汞矿之首。
乌江流域历史以来就是我国朱砂水银的主要生产地区,这些产地有:务川、铜仁、思南、石阡、修文、开阳、瓮安、水城、秀山、酉阳、涪陵、黔江、彭水等地,而务川、万山、开阳、黔江等地的朱砂开采历史上更是盛极一时。5
务川的朱砂开采,或早在商周时期即以有之。流传在大坪的宝王传说似乎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宝王,传说是仡佬族的祖先,因献朱砂于周王而被封为宝王,被后人奉为宝王菩萨,是开采朱砂水银的保护神,当地多建有寺庙祭祀(在同样生产朱砂水银的开阳县也修建有宝王庙)。传说虽不可为信史,却映射出历史的影子。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洛阳,各邦国以地方特产进贡,“蜀人以文翰,巴人以翼鸟,卜人以丹砂”。6卜即濮,中国古代濮人,号称“百濮”,参加周武王牧野盟誓的应当是处于江汉之南的一支濮人,向周成王进贡朱砂的也应当是这一支濮人。《传》曰:“庸、濮,在江汉之南。”《辞海》(1979年版)认为古庸国是秦、巴、楚国之间的一个大国,建都上庸,在今湖北竹山西南。同在江汉之南,庸、濮并提,可见两国地理相邻。这样看来,江汉濮人的区域教庸国应当更向南,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之间。从地理位置来看,务川可能处于江汉濮人区域,所以宝王进贡朱砂的传说,真假未知。
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两汉时期,务川则就已经有了较为兴盛的朱砂采冶生产。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曾于上世纪80年代对务川县太坝朱砂矿洞大箐洞进行调查,当时在洞内采集到铁器、竹器残件,并发现有用火痕迹。并认为,该铁器的使用年代在2200年以前;同时,推测用火遗迹的年代在3800年以前。2008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中心对大坪汉墓内、务川矿山及河流中朱砂进行了采样分析,初步检测结果表明,各地点朱砂S同位素一致,证明江边汉墓群出土朱砂即产自务川当地。也就是说,在汉代,务川已经有了朱砂生产。(图七)

            图七:江边汉墓出土的颗粒状朱砂
    文献资料记载务川开采朱砂始于隋唐。《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载,隋大业十年(614年),黔中太守田宗显于务川岩风脚等处开采水银、朱砂,向朝廷纳课水银190.5斤。唐·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思州,开元贡朱砂”,务川隋唐时期属思州。北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卷120说彭水县南部的都濡县有丹阳山和丹阳水。按:都濡县置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以境内之都濡水(今务川长溪河)定名,宋嘉佑八年(1063年)始废,存417年,现务川县城即名都濡镇。宋·朱辅《溪蛮丛笑》辰砂条记有:“水银出于丹砂,……在思州”。明清时期,务川已成为朱砂水银生产的老区,生产繁荣,《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思南府志》等书均有记载。《思南府志卷一·地理志》记载甚详:“婺川有板场、木悠、岩前等坑,砂产其中。坑深约十五六里,居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而采之,经宿乃出。所得如芙蓉箭镞者为上,生白石上者为砂床,碎小者为末砂。砂烧水银,可为银砂,居人指为生计。岁额水银一百六十斤入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 又记:“务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实”。永乐十一年(1414年),思南府在板场设水银场税课局,成化九年革去,课程付本县征解。乾隆六年刻本《贵州通志》也记有:“朱砂、水银出婺川木悠、板场、岩头诸处。”《务川县备志》:“清道光邑人申一瑢在木悠大重溪开采砂矿,时有工人300人。”可见其开采规模之大。同书又有:“道光末湖南商人某在簷前沟开采朱砂获数百斤”、“光绪中有知县吴鸿安任后即在务川开厂采砂”等记载。
时至今日,当万山、开阳等矿区已经成为历史遗迹的时候,务川仍然有公司成规模的开采汞矿,由此可见,务川汞矿储量之丰富,开采历史跨越时代之多,延续生产时间之长,都是其它汞矿区不可比的。
朱砂,硫化汞(化学品名称:HgS)的天然矿石,因其色朱红,故称之为“朱砂”,又名“丹砂”、“辰砂”。
早在旧石器时期,人类即已开始应用朱砂,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在一具男尸下撒有朱砂。7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辰砂和水银的生产得到长足发展,朱砂的应用更为广泛。8
1、用作神仙方术。丹砂与黄金在我国古代炼丹术中被认为具有使人长生不死、升天成仙的奇效。《抱朴子·金丹》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正是这种神秘转化生生不息的特性,使古人认为丹砂能制成长生不老的仙药。红色的丹砂属阳, 这种上升的力量使炼丹家们相信有助于他们达到升天成仙的目的。这种对长生不老术的追求,以秦始皇“使韩终、候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到汉武帝时达到了极致。汉武帝不仅“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以寻访仙人,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和“通天台”,以通仙人;而且还亲自“事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以身实践长生不老之术。9
    2、用作彩绘颜料。距今6000多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中就有外涂朱砂的漆碗。汉代以来,朱砂作为颜料的应用更为广泛。除作为彩绘陶器、木器、油漆颜料外,还用来彩绘丝帛。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大批彩绘印花丝织品中,不少红色花纹都是用朱砂绘制的。10许多墓葬的壁画、棺椁也运用朱砂进行彩绘。
    3、用作墓葬防腐。司马迁所记秦始皇陵地宫“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溉,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盛象,让世人产生了神话般想象。陕西师范大学通过检测,在秦始皇陵封土上方确实发现了很强的汞异常,异常区内汞含量变化为91.4——2204ng∕g,其中最大值是且陵外远处果园土样汞含量的40倍。11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棺液中通过检测,发现其中含有汞的化学成分。可见,汞用作防腐,在汉代墓葬中是常有的事。
4、还用作文字书写、化妆、涂壁等。譬如宫室与用品涂成红色,用来表示盛美和造成热烈隆重的气氛;用朱砂书写丹书以示郑重。(图八)

           图八:“养翅飞黄”摩崖(用朱砂作颜料,题写于明万历年间)
正是在对朱砂水银多种实践运用及大量需求的前提下,朱砂生产推动了朱砂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位传奇人物——清。
《史记 ·货殖列传》:“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巴国有个寡妇叫清,因为凭借开采祖上留下来的朱砂矿洞,家财巨万。一个寡妇,能够以财富而自卫,让人不敢侵犯,就连秦始皇都要把她当作神圣人物而尊敬,还专门为她修建怀清台。这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真是不得了啊,敢于礼抗万乘,而扬名天下,不就是因为有巨大的财富吗?在司马迁惜墨如金的笔下,竟浓墨重彩用了整整70字来描述一个“穷乡寡妇”!可见其不一般。
据有关专家考证,寡妇清为今重庆市彭水县人。彭水县与务川北部濯水镇接壤,濯水镇也发现有汉墓。始皇帝陵下如此多的水银,加上与务川相隔仅百余里的彭水又有一位专做水银生意、富可敌国的传奇人物,让我们不得不把务川朱砂——传奇女人清——秦始皇陵地宫水银三者联系起来,产生这样的遐想:秦始皇陵里的水银是不是也有务川水银在内呢?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秦汉时期对朱砂水银需求旺盛的历史大背景下,务川三坑、板场的朱砂由于色泽好、品位高(务川汞矿纯度达到了99.999%。),成了商贾争相贩卖的货物,众多商贾云集江边,使下坝渡口一带逐渐成为了一个周边人口居住的中心。
(二)、秦楚黔中争霸是务川地域汉代遗存之所以形成较大规模的另一原因。
秦、楚及汉,均设有黔中郡,其辖境虽有所差异,但大致相当于今湖南沅水、清江流域(利川、恩施、宣思、建始等地),重庆黔江流域(彭水、酉阳、武隆等地)和贵州乌江流域大部分,务川恰在这一区域内。这一区域在秦并六国前,战争虽然不如中原一样频繁发生,但在西南地区却是秦楚纷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秦楚争霸,除了汉中的正面战场外,黔中是秦国攻击楚国侧后方的战略所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黔中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成了双方你来我往争强夺霸的战场。公元前298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而去”,公元前280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公元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楚不甘示弱,对秦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公元前312年,“与秦战丹阳……”,是役,楚贵族以上将军战死者达七十多人;公元前276年,“乃收东地兵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12从这些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秦楚两国在黔中一城一池上的争夺都很激烈。而张若、司马错的两伐黔中,可见黔中战略位置之重要。(见图九)
除了黔中控扼巴楚战略地位重要外,乌江地区的朱砂资源、湖南麻阳的铜矿资源,也是双方争夺黔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加强对这些重要矿产资源的控制,楚国为此而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池。“湖南的澧江、沅江流域与鄂西相邻,是与商周濮人和战国巴人关系密切的区域,也是楚向江南首先开拓的区域。在湖南发现的楚城址大部分均集中于此。这里还发现了楚国重要的麻阳古铜矿遗址,已发掘的楚墓数量已超过1200座”。“楚国小城址的数量很多,大都发现于距楚国腹地较远的地方,小城址一般面积在0.1平方公里左右。如湖北黄陂作京城,面积仅0.0288平方公里。这类小城池多属于第三类城址”13
江边汉墓已发掘的58座墓级别虽不高,但出土文物丰富,具有多种文化特征。如具秦文化特征的蒜头壶、提梁鼎,巴蜀文化特征的铜鍪以及楚文化特征的铜钫壶,反映了多种文化在该地区的交融。2004年,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在江边朱砂井一带,调查发现1处居住遗址,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距洪渡河不足百米,正当河岸渡口处。后又陆续在该地调查发现了3处汉代遗址。因各种原因,这些遗址都未能进行发掘,实为一大憾事。
据此,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江边可能是楚国的一座小城池或是一个军事据点,兼具军事和经济(丹砂开采)的双重作用。而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楼下(江边的一个小地名)是个府,江边是座城”的传说或许就是历史的一个影子。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在务川地域活动呢?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飞通过江边汉墓出土文物及墓葬风格与重庆峡江地区汉墓的比对,认为江边汉墓的人群更接近于峡江地带同时期人群。14那么,这群人又是如何进入务川到达大坪江边的呢?一直以来,都认为洪渡河是主要的交通要道,但洪渡河峡谷深切,滩多水急,两岸山高林密,文物古迹甚少,汉代遗存仅有大河坝汉墓1处。而北上的镇南、濯水陆路线上分布有大量汉墓,尤其是镇南出土了汉代窖藏文物甬钟、铜洗和五铢钱(重53公斤)等。结合近年来在道真芙蓉江流域发现的多处汉墓,笔者认为:汉时进入务川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北上入武隆县的陆路线,一条是沿洪渡河而下至洪杜入乌江的水路线。15北上的陆路交通与明代务川北路大致相同——“北曰楠坪路,通四川涪州(即今涪陵)”而洪渡河水路则历代均无提及。故笔者认为,汉时务川与外界的交通主要是陆路而非洪渡河水道。

图九:西汉时期务川地理位置图
(三)、研究价值
务川汉墓对研究汉朝对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开发、经营,汉文化的传播、扩张,乌江流域的建置开发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麓,横穿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春秋战国时期,乌江流域大部分地区被称为黔中。据文献记载,今务川县境,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巴黔中地,后属楚黔中郡,秦灭巴、楚,置黔中郡,务川属此郡,汉高祖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务川属之。在这段时间里,该地曾出现过多次历史事件及大小战争。如历史上闻名的楚将“庄礄西征”以及秦、楚两国多年为争夺黔中的战争等,多涉及此地。
秦楚争霸,控扼巴楚的战略要地黔中成为两国的一个重要战场,从江边汉墓群出土的具秦、楚文化特征的器物来看,事实也如此。春秋战国时期,黔中分别属楚黔中郡、秦黔中郡,秦拔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旧地仍设黔中郡。东汉建安六年(201),于彭水县南百里置丹兴县(有说即今黔江县。存疑,黔江在彭水之北),取“以丹兴县”之意。这是朱砂生产影响乌江地域行政建置最直接的体现。郡县制的建立,使中原地区与乌江流域的相互联系更加广泛和密切,生产技术和文化的输入,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加快了乌江流域的文明进程。
务川汉墓数量多,墓葬年代跨度大,出土遗物丰富,是黔东北汉代遗存最为集中的地区,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这样的分布格局表明此地在两汉之际不同寻常的地位,当是汉文化向黔中渗透的一个桥头堡。16
第三节  从随葬品看汉代务川
墓中随葬大量器物是秦汉时期丧葬的重要风俗。
王仲殊先生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指出:汉代人崇尚厚葬,贵族、富户往往“积土成山,列树成林”,民间百姓也是“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在“事死如生”的普遍的社会心理下,随葬品数量之多寡、质地之优劣成为厚葬的重要体现。西汉中期贤良文学指出:“今厚葬多藏器用如生人”。汉墓随葬品从现世生活常见的实用器物到各种专用的明器,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认为只有这样,死者在阴间世界里才能继续过着美好而舒适的生活,能够尽情地享受。
一、随葬品种类
黄晓芬先生《汉墓考古文化研究》对汉墓随葬品分为六大类:礼乐器类、生活实用品类、威信仪仗类、镇墓辟邪类、贡献祭祀类、明器类。本书依此分类大坪汉墓出土器物。
务川先后作了清理发掘的汉墓有:县城汉墓、沙坝汉墓、喻家汉墓、高家湾汉墓、江边汉墓。江边汉墓通过2007——2010年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出土器物六百余件(套),数量最多。对此,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如下。
礼乐器类虽有出土,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呈现小型化的特征,或为仿青铜器的陶器。青铜器有鼎、耳杯、洗、蒜头壶、钲等,仿青铜器的陶器有蒜头壶、鼎。这类随葬品多出土于土坑墓,如江边M23青铜器组合为蒜头壶、釜、鍪,M31出土的铜器为洗、鍪、蒜头口扁壶,另有陶罐4、陶甑1、陶盆1。砖室墓中青铜器少见,而明器明显增多,这与汉墓的发展是一致的。“西汉中期以前,实用器具随葬十分普遍,中期以后,明器大量出现。”17
生活实用品类主要是一些铜带钩及饰件、鎏金铜饰、料耳珰、陶珠、铜簪、印章、陶罐、釜、甑、瓮、石砚黛、钱币等,衣物类由于腐蚀严重,大多不可见,仅于M26墓底发现大面积布纹,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威信仪仗类几近于无,仅在M14发现青铜箭镞1枚、石斧1件,M10发现铜车马残件。
镇墓辟邪类也不多见,M5、M10、M29均为钱树残件,M13为陶辟邪钱树座。M29钱树座为西王母形象,“万物皆付西王母,唯王、圣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属九天君耳。”18西王母兼具祈福、长生和散播灾害正负两面的双重神性,在汉代受到广泛崇拜,在远离汉王朝政治中心的务川亦不例外。
贡献祭祀类主要有鼎、盒、壶、奁、熏炉、豆、盘、耳杯、铜勺等,是否有组合的规律,因墓葬多数早年即遭盗扰,情况不清。其中一些器物兼具生活实用。
明器类种类较多,占到随葬品的大部分,器物类型有水井、碓房、水田、池塘、圈舍、房屋、博山炉等陶制模型,其中陶人俑、陶猪、陶狗、陶鸡等陶俑数量最多。
本节拟通过部分随葬品来初步探讨汉代务川地域的社会状况——因为,经济状况决定了随葬物品的数量和配置。
(一)、瘗埋印章,是汉代上层社会墓葬的习俗。19务川汉墓共出土印章4枚,均为铜质,通体光滑,可见为墓主人生前频繁使用。(图十)
早年所出为穿绶双面铜印,一面刻“大利”,一面刻“夏带”,估计墓主人即名“夏带”,“大利”为吉印,因此,推测该墓主人可能为商人。
M14所出印章文字不辨,随葬物品有陶甑、陶蒜头壶、陶珠、盏、罐、釜、豆、瓮、盒、钵、直口小壶,铜鍪、箭镞及钱币若干,属于随葬器物较多的墓葬,从器物来看,墓主人应当具有一定社会身份。
M33所出印章文字不详,该墓所出器物不多,但从所出玛瑙料珠、铜带钩及扣饰来看,墓主人生前也是较为富足的。
M45所出印章为“鞅”,“鞅”或为人名,如秦之“商鞅”。该墓居于坟堡土丘正中,随葬品丰富:陶壶4、陶盒2、钵2、仓2、博山炉盖1、罐3(其中一罐内贮朱砂粉)、盆1、釜2,象形带钩1、洗(朽)2、五铢230余枚、半两2枚,墓坑近底处填大量红烧土,最厚处逾1米。可见其墓葬具一定等级。
图十:M45所出印章
(二)、墓中瘗钱,也是汉人风俗之一。务川汉墓中多随葬钱币,或铺于死者身下,或遍撒于死者周身,江边汉墓中钱币多与朱砂混出或相伴而出的现象,是务川汉墓的一大特色。M7中所出钱币用棕绳穿作数串,而棕绳千年不朽,保存完好。之前务川汉墓所出穿索棕绳钱串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始知其价值不在钱币,而在随处可见的棕绳。大坪汉墓出土的无字钱“既不同于洛阳烧沟汉墓的无字钱,也不同于文献记载中东汉末年董卓所铸无字钱,很可能属于地方私铸的铜钱。”20如果此论断属实,那么一个能够私铸钱币的地方,其经济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瘗钱后来则演变为纸钱,《旧唐书·王玙》:“汉以来丧葬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钱为鬼事。”(图十一)

图十一:M7所出五铢钱,钱币用棕绳穿成一串。
(三)、汉代,漆器属于高档的奢侈物品,大多为中上阶层人士所使用,尤其是彩绘的精美漆器,更是如此。《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说明其工艺复杂,制作难度极大。又说:“一文杯得铜杯十,今富足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可见漆器在当时价值之高,相当于10倍的青铜器价格。江边M34出土了18只陶胎漆耳杯,内壁鲜红,外壁涂漆,其红黑的色调,为大汉王朝崇尚的主色调。一些墓中还发现了漆器的铜箍、铜饰等,江边汉墓有14座墓清理出了漆痕,可见漆器在当时当地的使用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基础。(图十二1.2)


图十二1.2:陶胎漆耳杯

(四)、反映庄园生活的房屋、水塘、碓房、水井、家畜、厕所、人俑等明器几乎只出于砖室墓,这与东汉以来流行明器是相吻合的。从这些随葬器物可以看出当时江边的耕作水平、经济类型及家畜家禽的饲养技术均已有了一定水平的发展。但M6所出陶猪模型嘴部较长,体格近似于野猪,或为狩猎获得?仅此存疑。其干栏式房屋模型当为模仿本地房屋,屋面半盖的风格与峡江地区所出相同。21M28随葬的陶水塘模型,平面呈长方形,尺寸30×40cm,一半是块状的水田,一半是池塘,池塘里有浮游植物,几尾鱼游动其间,鲜活灵动,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

墓中用陶制水井、厕所、仓、灶作明器,是汉墓的一大特色。黄惠芬认为,随葬小型陶仓、陶灶的风习很可能最早起源于秦文化地域,属于秦人墓制特点。到了西汉早期,以中原地区的墓葬为中心,随葬陶仓、陶灶等明器的风习明显增加。并认为,这种风习与古代“五祀”一样,都属于祭祀的形制。22(图十三)

图十三:M13所出器物组合

5、、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多认为大致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年。汉代佛教的影响基本上集中于社会上层,人们对佛的理解也仅限于修性和长生成仙。23汉代早期佛教造型为“施无量相”,身披袈裟,右手上举,伸五指,手掌向外,头部佛光。24江边马眼井M10所出钱树残枝佛像造型与此几无二致。该件佛像为贵州第二件汉代佛教文物,年代最早,当在东汉中期,实属珍贵。从该墓所出铜车马(残)、铜俑、铜耳杯及房屋模型、水塘模型等随葬品来看,墓主人或为地方官吏也未可知,但其具有值得夸耀财富的身份地位是肯定的。而且,这件佛教造像文物在如此早的历史时间段内传入务川,表明务川在当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有着相当程度的畅通。(图十四)

图十四:M10所出佛像造型。

(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M39、M47两座墓葬。M39、M47均位于棒子上,两墓相距不远。M39墓向顺河,头向上游;M47墓向顺坡,头迎坡。江边汉墓多数墓葬(共36座,约占墓葬总数的77%。)的方向与洪渡河流向一致;少量墓葬(共11座,占墓葬总数的23%。)为顺坡而葬,而略与河流垂直。早期墓葬的墓向以顺河者为主,顺坡者较少,由早及晚,顺河者渐少,顺坡者渐多,表明该地汉墓的墓向经历了一个由顺河渐向顺坡的变化。墓葬方向是祖先崇拜和灵魂信仰的表现之一,江边汉墓多顺河而葬,应是富有寓意的,可能与祖先的来路存在某种关联。25但M39、M47两座墓对于墓向这一异于常理的安排,是否与土著族群有联系?考虑到当地仡佬族“倒埋坟”的头向也是头迎坡,其特殊之处,值得深入探讨。

(七)、随葬大量朱砂是务川汉墓一大特色。江边发掘的47座墓中,有24座墓葬发现朱砂,占墓葬总数的51%。早年清理高家湾汉墓时,在墓中也发现了3颗朱砂。砖室墓中多见颗粒状朱砂,而土坑墓多粉末状者。颗粒状者如玉米粒或胡豆大小,最多一墓(M39)出土250余粒,大者2.6×2.7cm。墓内朱砂多成堆与钱币混出或临近相伴而出,有铺撒于墓底,也有成罐放置于墓底者(M39、45)。
江边汉墓出土朱砂的情况如下表:

墓号
墓葬形制
朱砂形状或数量
与钱币放置关系
备注
M1
刀形砖墓
颗粒状,33颗。
无特别位置关系
M6
刀形砖墓
颗粒状,43颗。
不清
朱砂散乱于墓
M7
凸字形砖墓
颗粒状,104颗。
成堆,与钱币相近
钱币为棕绳所穿
M9
凸字形砖墓
粉末状
与钱币混出
M11
长方形土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12
刀形砖墓
米粒状
与钱币混出
M14
长方形土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16
刀形土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17
凸字形砖墓
颗粒状,8颗。
散乱
M21
凸字形土坑墓
粉末状
散乱
M23
长方形土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27
凸字形土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混出
墓底大面积带状红色土壤,是否为朱砂?
M29
刀形土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31
长方形土坑墓
粉末状
无特别关系
墓底为红色土壤
M32
长方形岩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34
长方形岩坑墓
粉末状
与钱币混出
M37
长方形砖墓
芝麻粒大小朱砂小颗粒数枚,较少
不清
朱砂散乱于墓
M38
中字形砖墓
少量粉末状和小颗粒状朱砂
未发现钱币
M39
长方形土坑墓
颗粒状250余粒,大者2.6*2.7cm,粉末状若干,其中有盛于罐内者半罐
与钱币混出
M43
长方形土坑墓
粉末状,大量。
与钱币混出
M44
长方形土坑墓
大量粉末状朱砂,10余粒颗粒状者。
与钱币混出
M45
长方形土坑墓
有少量粉末状朱砂撒在墓底,有半罐朱砂盛于陶罐内
无特别位置关系
M46
长方形土坑墓
较多,粉末状。
与钱币相近
M47
长方形土坑墓
较多,粉末状。
未发现钱币
通过表二统计,可以看出:

1、8座砖室墓、14座土坑墓、2座岩坑墓均发现朱砂,由此可以看出朱砂在务川汉墓中的运用,贯穿始终,应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葬俗。
2、6座砖墓发现颗粒状朱砂; 12座土坑墓、2座岩坑墓、1座砖墓发现粉末状朱砂; 2座土坑墓、1座砖墓既有粉末状也有颗粒状朱砂。粉末状朱砂多为从河流、冲沟里自然采集,颗粒状朱砂则兼有从矿岩采集,反映出了大坪朱砂开采在两汉时期从前期的自然采集向之后渐有矿岩开采的生产发展过程。
3、墓中随葬朱砂的功能,目前看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财富的象征。15座墓中朱砂与钱币混出或出其附近,其表达财富的意义十分明显。《史记》所记巴寡妇清,即是以朱砂财富而“名显于世”。下面两条或可为朱砂代表财富的例证:①朱砂在明代务川开采繁盛,文献记载,“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26朱砂等同于钱钞,自然是财富的象征。②当地村民对朱砂和水银有着很深的认识,认为最值钱的几种矿物质和金属依次为朱砂、水银、黄金、铜、锡,朱砂列首位。务川汞矿虽已禁止个体私采,且每年的矿山整治打击力度也大,但仍有相当部分世代以采砂冶汞为职业的村民在茫茫大山里盗掘汞矿,冶炼水银出售,屡禁不止。(图十五)

图十五:江边汉墓中与钱币放在一起的朱砂

二是宗教的用途。朱砂在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应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了实例,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在一具男尸下撒有朱砂。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发现的6座周代贵族墓地有明显的一致性,其中的一个特点是均在棺底铺撒朱砂,有的厚度达2厘米。学术界对于撒红颜料这种迹象聚讼纷纭,有人认为是代表宗教上的鲜血和灵魂的意义。27洛阳烧沟汉墓中也有用朱砂染红的卵石来镇墓压邪。28可见朱砂施用于墓葬有其久远的文化含义。在务川,当地风水先生认为,朱砂具有穿山透甲的神力,在坟墓里撒朱砂,可以“呼龙接脉”,养护风水。笔者在板场调查时,有付姓村民说其祖父的墓中用粉末状朱砂撒了“福”“禄”二字;梨子坪家境较贫的一陈姓村民特意保留了一矿泉水瓶的粉末状朱砂,准备用于自己死后的墓葬,其时朱砂价格不菲,每斤350元左右,一矿泉水瓶朱砂价值当在数千元,可见其对墓中用朱砂的重视程度。

务川汉墓所出随葬品虽算不上美仑美奂,却也是丰富多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对生活所具有的热爱之情,在他们眼里,死亡不过是另一个世界自我生命的重新开始。

参考资料:
1、《遵义地区文物志》,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1984年。
2、25,《注视仡佬》,向海燕主编,现代出版社,2015年;李飞之《丹砂之路:贵州务川大坪汉墓发掘新发现》
3、《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
4、《中国丧葬史,秦汉时期》。徐吉军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东汉开始把死者墓地的好坏与生者贫富贵贱联系在一起。
5、《乌江流域朱砂开采史》,曾超著,《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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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青海柳湾一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文物出版社,1984。
8、10、27《中国古代朱砂的应用之调查》,王进玉、王进聪著,《文物保护与文物科学》,1999年01期。
9、12《中国史纲要·秦汉部分》,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
11、《汞的形态分析及汞环境污染的评价——秦始皇陵和西宁某电池厂》,靳永卿著,《陕西师范大学》,2007。
13、《楚文化》,杨权喜著,文物出版社,2003。
14、16、21《贵州务川大坪汉墓群第一期发掘出土大量朱砂》,李飞著,《中国文物报》,2008年第275期。
15、《贵州文物》2006年第一期,发表《大坪汉墓群形成原因初探》
17、《汉代考古学概说》,王仲殊著,中华书局,1984。
18、《博物志》西晋张华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9、23《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彭卫,、杨振红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2、《汉墓考古学研究》,黄惠芬著,岳麓书社,2003。
24、《陕西城固出土的摇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罗二虎著,《文物》1998年第12期。四川乐山汉代佛像造型。
26、《思南府志》,上海出版社据天一阁藏书影印,务川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翻印,1990。
28、《洛阳烧沟汉墓》第五型墓葬综合说明,科学出版社,1959年。
附录:

一、贵州务川新出两汉铜器

                    宋先世   程学忠

    贵州省东北隅的务川县,紧邻四川省东南部突出的涪陵地区,并越过酉阳与湖南、湖北两省相望。(图一)

洪渡河水面较阔,历史上曾经通航木船。河谷的两岸,山势陡增,峭壁与谷坡交错,距河稍远的山岭间夹着小面积的盆地和低丘。自60年代以来,在洪渡河两岸不断有古墓葬和青铜器被陆续发现,仅大坪乡江边一带,近几年中零星发现的铜器就有数十件之多。1987年4月,在镇南马蹄塘又发现一处窖藏地点,出土了铜洗、编钟及大量钱币。1987年11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江边、官学的一些出铜器地点进行了清理,共清理墓葬六座,清出铜钵、铜耳环、陶罐、珠沙、钱币等物。略述如下。

                    (一)、发现经过

    早在60年代中期,务川县大坪区江边村在修筑大坪至官学的区乡公路时,筑路人员曾于洪渡河口北山坡上出一大一小两个蒜头壶及八个釜,鍪等青铜器,只是目前了解到的该处发现最早的一批器物、可惜时间相隔2.余年,今已尽失。

    到了70年代,当地群众又常在住所附近的坡地冲沟中以及井水、河边不断捡拾到同矛头、箭镞等小件铜器,并常常伴出有残陶器、陶片等物,遂逐渐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1981年夏,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派员前往调查、发现一批汉墓群。次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该地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6月,在距洪渡河约200多米的团堡,村民邹习高于烂田挖土时发现铜提梁壶一件;同年11—12月间,又在其长坳的责任地中发现青铜器3件、陶器1件,计有壶釜、鍪、罐等器,均及时送交到县文化馆,并将发现情况上报省博物馆。经勘察现场,发现上述器物出自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上部已破坏,残存墓口掩于0.2米深的农耕土下,墓内铜釜、鍪的压痕清晰可辨,并在原出蒜头壶的位置之下又获一铜盘。

1987年11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彻底清理,墓号为87WDM2,在墓底发现部分朽坏的骨骼,骨骼上压着钱币一串、约80余枚,已严重锈蚀,粘联成饼,经过剔剥,其中一枚可见“半两”二字,其余模糊不辨,但从直径、厚度等方面观察,应与“半两”是同一种钱币。

1984年4月,村民邹习礼在鞍上责任田中发现铜扁壶、铜提梁鼎各一件。1987年11月清理墓号为87WDM7,出少量五铢钱。

1987年,村民邹习宣、邹习方等人又在江边、官学等挖出铜甑、釜、鍪、陶俑、罐等一批器物。

同年4月,在距江边20余公里的镇南马蹄塘,村民扬兴州在石峡中发现一处窖藏出土了饰有鱼纹的铜洗2件,铜编钟1件以及钱币约21公斤。

以上器物,多数是当地村民在耕作中发现,通过调查、清理,其中大多数能够确认原出土地点,部分可归入墓葬,仅有少量出土情况不明。1987年11月清理的六座墓中(编号87WDM2—M7),土坑墓三座(M2、M3、M7),砖室墓三座(M4、M5、M6),均系残墓。土坑墓葬基本上只剩墓底,隐约可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除M6外、M4和M5都没有发现遗物。M3仅出鎏金铜箍一件。

                    (二)、主要器物
铜器
1、蒜头壶 2件。均鼓腹长颈,壶口浅唇下呈蒜瓣状凸起,皆为六瓣。一件(WD:003)较残,仅存壶口和器身一部,壶颈与圈足已不存。蒜头部分内壁塘又一层较厚的砂心,用途不明。另一件(M2:1)器形完整,小圆口,浅直唇、细长颈,颈中下部有一道凸箍、广斜肩、扁鼓腹、圜底下接矮圈足。通高37、口径2.7、腹最大径23、足径13、圈足高3厘米。(图2,1.2)
2、提梁壶  2件。其中一件(WD:001)较残。另一件(M3:1)缺提梁和壶盖,余完好。直唇浅盘口、高径、圆鼓腹、腹身上中下各饰凸弦纹一组;肩上铆接铺首衔环一对,与提梁链相接,提链衔一侧现余三扣,另侧余四扣,每扣由两个圆环错接对铆而成,呈扭8字形;平底,下接折圈足。通高28、口径14、腹最大径21、底径12、足径17.5、足高5厘米。(图一,3)
3、扁壶  1件(M7:2)。壶口及肩部一侧残缺,壶身扁平,正、背面为横椭圆形,侧视呈圆角长方形,器腹两面对称,由边缘部分渐向中部阶梯隆起,并饰有较宽的凹槽一周;壶底正背面平直、侧面呈垂弧形,下接长方形圈足,略外撇。残高22、股宽34、高18、厚6.5、足宽22、长5.5、高4厘米。(图五,1)
4、提梁鼎  1件(M7:1)。器形完整,带提梁及器盖。盖面中心为半环状纽,纽外饰以柿蒂纹,柿蒂纹外为两道间距略宽的凸弦纹;鼎身为子母剑口,浅腹、圜底、蒂形三足,腹中上部饰凸弦纹一组三道、长方形附耳,耳上端略向外折,桥形提梁,两端各衔三扣提链,链形与提梁壶同,链、耳间以长方形铜环相接。通高(未计提梁)17、盖径18、口径17、腹径19、腹深9、耳长5.5、宽2.5、提梁上宽10.5、两端相距16、链、梁拉直高度(距盖纽)为11.5厘米。(图三,2)
5、釜  2件。均侈口尖唇、束颈、折肩、圜底。口沿至颈、肩有小部分残缺。肩上有一对,腹上部饰凸弦纹三道,通高14、口径17.5、腹径18、耳径2厘米。(图四,4)
6、鍪  2件,可分二式。
Ⅰ式  束颈。小口卷沿,折肩、鼓腹、圜底,肩上饰一大一小环状耳各一、素面无纹,通高14、口径13.3、腹径18、大耳径3、小耳径2厘米。(图二,4)
    Ⅱ式   折颈。小口折沿,高领、折肩、肩、腹之间起一道凸棱,鼓腹、圜底,肩饰对称环状耳一对,通高15、口径11.8、腹径18、耳径3.2厘米。(图二2,5)
   7、甑1件(WD:003)。敞口、方唇、折沿较宽、盆形腹、平底、下接矮圈足、足底内收以便与扣合,器身中上部饰一对较大的环状耳,器底有9各镂孔,器高10、口径20.5、腹径16、耳径4、足径9、足高1.5厘米(图三,3)
8、盘  1件(M2:4)。已残。(图三,4)
9、洗  两件。均敞口、折沿、沿面内凹、鼓腹、平底,器腹中部饰凸弦纹一组四道及铺首衔环一对。J1:1底部中央内饰凸纹鱼纹一尾,鱼身上下及前方围以蔓草,鱼、草、外圈有凸弦纹一道,通高14..5、口径30、腹径27、底径19.5厘米(图四,1)。底部内饰凸鱼纹一对,两鱼的头、尾各以弧线相连,通高17、口径34.5、腹最大径31、底径21厘米。(图四,2)
    10、扁钟   1件(J1:3)。直圆甬式,甬中空,甬端外侧有凸箍一道,内侧偏中内藏一横组;钟也略狭长,上窄下宽,弧口,篆部每边有三排枚,每排3枚,正、背四区共36枚,排间饰有辫索纹,其余部位均素面,鼓面一侧原有竖刻铭文一行四字,今已磨蚀不能辨认。通高31、甬长9、甬径2.7、舞径12.5、铣间距14厘米。(图二,3)。
    11、钵  1件(M6:1)。敞口、宽折沿、沿面略内凹,浅腹、斜弧壁下收、圜底。通高9、口径21.3、腹径19.3厘米。(图四,5)
    12、耳杯  1件。高2.4、口径6—10.6厘米。(图四,3)
   13、簇  4件。可分四式,每件代表一式。(图五,2)
  Ⅰ式  WD:007,阔叶形,圆头、尖铤、薄翼,两面中间起脊,断面呈十字形,通长5.5厘米。
Ⅱ式  WD:008,长条三棱形,尖头,圆铤,铤尾残,簇身一面平直,另面起脊,断面呈等腰三角形、残长4.8厘米。(图五,3)
    Ⅲ式   WM:009长扁形,簇身扁平,两端略残,横断面呈梭形,残长4.3厘米。(图五,4)
Ⅳ式   WN:010 三角形,簇尖锋利,体型粗短,簇翼后收,圆铤,铤尾残,簇身断面为三角形,残长2.1厘米。(图五,5)
    14、印  1件(WD:006),长方形,印面扁平,体侧有一长条形对穿孔,双面行文,印面一面为“夏带”,另一面为“大利”,印大为1.1×1.1、厚0.4、穿眼为0.8×0.15厘米。
    15、钱币  约21公斤,以五铢最多,剪轮五铢其次,少量货泉和半两。
    半两  有两种,均为圆形方孔,无边、孔廊,背面素地。一种为八铢半两,直径3.3厘米;另一种为四铢半两,直径2.3厘米。
    货泉  圆形方孔、有边、孔廊,正面篆书针文“货泉”二字,左右对读,背面素地,直径2.3厘米。
    五铢钱  圆形方孔,有边廊,正面篆书“五铢”二字,字体以“五”字交股两笔上下端外撇,“铢”字金字头呈整齐的正三角形,“铢”字转折呈圆折者居多;少数交股两笔较直,“金”字头呈矢簇形,“朱”字方折;个别带上横文等记号,直径2.5、孔大0.9×0.9厘米。
    剪轮五铢  部分仅磨去边廊,字形保留较完整;多数剪至孔角,“五铢”二字只剩半边;个别剪缺严重者,字迹仅存很小一部分,勉强可认。直径大者2.2、最小仅1.3厘米。
陶器
    陶器虽时有发现,但不如铜器质坚和贵重,故多已不存残损严重,目前所存仅罐、佣、动物模型三种。
    罐  4件。其中3件未能复原。另一件(M2:5)口沿部分略残,余完好,为泥质灰陶,素面无纹。(图五,6)
    佣  1件(WD:011)。泥质红陶,陶部以上残,中空,立姿,双手拱抱胸前,残高11厘米。(图五,8)
    动物模型   一件(WD:012)。泥质红陶,前胸及头部残,中空,
立姿,双足分立,足底平,身披羽,高翘尾,疑为鸡。(图五,7)

三、结     语

    上述器物,虽非一次出土,但就特征、墓葬结构来看。可知其基本是在两汉的范围内。

    镇南马蹄塘窖藏器物,由于出了大量铸有文字的钱币,给确定其窖藏时代提出了比较可靠地依据。在这批钱币中,以东汉五铢的数量为最多,并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剪轮五铢,另外还出有少量的八铢及四铸半两,西汉五铢、王莽货泉,不见两汉之外的钱币。这表明该批钱币及钟、洗的窖藏时间实在东汉后期。剪轮钱及多种钱币的同时出现,正是当时币制混乱,新老钱币混通使用的反映。盛储钱币的单鱼、双鱼纹铜洗,时代可与钱币相印。这种铜洗,在四川、云南等地发现较多,如昭通东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墓所出的双鱼洗,①以及传世的“汉中平双鱼洗”。“汉双鱼洗”,“朱提双鱼洗”等,②均属川、滇当地私手工业作坊所制,从洗中铭文可知其产地有“蜀郡”、“朱提”、“堂狼”等,以蜀郡董氏、严氏两个作坊规模最大最有名。朱提即今天南昭通,堂狼为昭通境内山名,汉时即已盛产银、铜③,因此其地生产的铜洗在历史上很负盛名。由于这些铜洗有不少是带有纪年铭文的,使我们可以确知其制作年代,从目前材料看,纪年最早的是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最晚的是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前后相继近百年。镇南所出的两件鱼洗,时代应与之大体相符。J1全部窖藏品中,以编钟的时代似为最早,因钟上铭文磨蚀,同类器形流行时间又较长,难于确定其具体时代归属,目前只能根据前述材料断其不晚于汉。

    所出的蒜头壶、鍪、釜、盘、罐等器与处于秦拔六国至汉初阶段的秦墓较为一致,在河南沁阳秦墓④,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及秦汉墓⑤、宜昌前坪西汉墓⑥、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等墓葬中均有成套出土⑦,是比较常见的组合性器物。就具体的器形特征而言,像蒜头壶的细长颈、扁鼓腹、略高的圈足,则更接近前坪与大坟头西汉初年墓。由于还出土了铸于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的八铢半两,而不见更晚的其它钱币,因此可确知器上限不早于高后二年,下限则推测不晚于武帝,大约时为文景之世。

    M7出土的五铢,形制与洛阳烧沟Ⅲ型五铢同,时代约在东汉早期。M3未出钱币,但根据其与M7相同的土坑墓特点、与M7所出提梁鼎相同的提链形制及素面无纹等特征,大致可认为两者时代较为接近。惟据M3出土的鎏金铜扣观察,似乎又较M7为早一点,可能是在西汉晚期。

    M4、M5、M6三座砖室墓,规模都不大,且都为单室,但其砖质较好,制作规范,模印纹饰普遍并使用不少子母榫砖,墓室的砌筑及起券技术与贵州及云南其他地区东汉时期砖室墓基本一致。在这些地方,砖室墓的发展由于受文化传播过程中时空差的影响,比中原地区略慢一些,一般是东汉初期开始,东汉中期广为流传,东汉晚期鼎盛并又迅速衰退。由于M4、M5没有发现遗物,故只能从墓葬形制上判断其约在东汉中期。M6除出有东汉五铢外,墓砖上的“富贵”铭文亦可佐证该墓略晚一些,大约在东汉中后期。
    造型扁薄的“大利”吉印是汉代流行的典型式样。
   
注释:
①《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②《艺林旬刊》第53期,《艺林月刊》第84,117期。
③《后汉书?郡国志》。
④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泌阳县文教局:《河南泌阳秦墓》,《文物》1980年9期。
⑤孝感地区第二期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9期;云梦县文物工作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1期 。
⑥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2期。
⑦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
    (原载《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

本文系作者1987年11月赴务川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县文管所整理的第一手资料,内容较为完备翔实。除此之外,有关务川汉墓及出土器物的材料还有如下报导:
1、梁太鹤、万光云:《务川沙坝石室汉墓》,《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5年1期。
2、程学忠等:《务川县砖石汉墓清理简报》,《贵州文物》1986年1期。
3、程学忠:《务川考古调查点滴》,《贵州文物》1986年1期。
4、程学忠、王海平:《务川大坪出土的秦汉青铜器》,《贵州省博物馆馆刊》1986年3期。
5、王海平、程学忠:《贵州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贵州地方志通讯》1985年5期。
6、唐永禄:《务川汉墓群》,1984年3月14日《贵州日报》。
7、朱祥明、唐永禄:《大坪汉墓》,《贵州文物志稿》第3集23页;《大坪汉墓群》,《遵义地区文物志》47页。
8、朱祥明:<务川发现青铜器>,《贵州文物》1984年1期。

二、贵州务川大坪汉墓群第一期发掘出土大量朱砂

李飞、胡昌国、邹进扬、张兴龙、张合荣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县大坪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因水掩区内汉墓和汉遗址的分布较广,而相应的土地丈量和移民搬迁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等原固,考占工作采用分期发掘的方式进行。第一期发掘面积达 2500平方米,清理墓葬36座,窑址2座,获各类文物400余件(套),其中44.44%的墓葬出土朱砂,这是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墓群散布在大坪镇龙潭村青杆、下坝等村民组境内的洪渡河两岸农田及坡地上,面积达1平方公里左右。洪渡河由此向东北流去,在沿河县洪渡镇注入乌江。文献记载,至迟自明代起,该地因临洪渡河而被称为江边至今。从20世纪60年代起,该地在修路、农田改造和淘朱砂过程中就陆续有铜蒜头壶,铜洗、铜镞等遗物发现,后经调查落实是一处较大规模的汉墓群,并于1982年2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1月,省博物馆考古队曾在江边、官学一带清理汉墓6座。2004年7月,在水淹区内的例行调查又新发现汉遗址两处、此外,近年的考古调查在大坪镇的官学、龙潭、肖家岗、干溪等地均有汉墓发现,因此,将江边汉墓群称为大坪汉墓群多有不当,但因使用较久并已约定俗成,我们仍沿用旧名。

此次清理的墓葬共计36座.含土坑墓18座,岩坑墓4座和砖室墓14座,墓葬形制有长方形、刀形(墓道偏向一侧)和凸字形(墓道居中)三种。所有墓葬发掘前均未在地表发现封土,部分奠葬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土坑墓的分布相对集中 (仅土地包一地就有15座),规模偏小,一般长仅3米——岩坑墓规模与土坑墓相当,形制相同,仅墓穴系凿风化基岩而成。砖宣墓分布较为分散,规模均较大,一船长5米~8米、宽近2米,多数早年曾遭盗扰。普遍用子母榫砖券顶,用长方形花纹砖垒壁,用长方形花纹薄砖(其厚度为长方形花纹砖之一半)铺地,仅个别墓葬无铺地砖。墓砖纹饰以几何纹图案为主,部分墓砖上有“富贵”二字铭。整体而言,土坑墓年代偏早,其形制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长方形到方形(部分带长斜坡墓道)的演变过程,岩坑墓的年代大约在两汉之交,砖室墓出现后,土坑墓仍在沿用。

多数墓葬尸骨无存,仅M9(砖墓)、M32(岩坑墓)等少数墓葬尚可辨识其中葬有2-3个个体。 36座墓葬中除5座墓葬为顺山势而葬的东西向外,其余墓葬的方向均为南北向(墓道或向南或向北),与河流的走向一致,这可能并非巧合而别有寓意。泡桐树一组 5座墓葬(砖室墓3座、土坑墓 2座)桩一条迎坡的壕沟半环,沟内出上汉砖屑、瓦砾等遗物,表明其应与墓葬同时,壕沟可能起到隔断顺坡而下的山洪的作用。这可能为一组家族性质的墓葬。

所清埋的两座窑址保存状况均较差,从窑内及其周围出土的遗物看,Y1以烧瓦为主,兼烧墓砖,而 Y2仅烧墓砖。墓砖形制与墓中所见者完全相同。

出土的400余件(套)文物有陶、铜、铁等质地,以前两类为主。陶器有罐、洗、瓮、甑、釜、壶、盒、豆、耳杯、魁、井、三角、俑、房屋模型、水塘模型和摇钱树座等。壶中有陶蒜头壶。耳杯中的陶胎漆耳杯最有特点。俑分动物俑和人俑。动物俑有猪、狗、鸡等类;人俑均较小,有说唱俑和侍立俑等。一尊塑成辟邪的陶摇钱树座威武雄健,极具艺术造诣。铜器有蒜头壶、蒜头口扁壶、洗、鼎、鍪、镜、带钩、印章、俑、摇钱树残件等。M10(砖墓)内出土一件带佛像的摇钱树残件,佛像保存较好.结跏趺坐.左手提衣襟,右手施无畏印,顶有肉髻,高鼻大眼,面容丰润,着右衽圆领衣,其纹理清晰可见。该佛像与丰都延光四年砖墓中所出者和安县文管所所藏者十分相似,系贵州境内发现的第二尊铜摇钱树佛像实物。铁器较少,有釜、锤等。此外,墓葬中出土大量钱币,有半两、莽钱和五铢三类,半两有大小两种,大者钱任2.8~ 3.2厘米,小者2.3~2.4厘米,前者似系汉初的八铢半两,后者为四铢半两。五铢兼有西汉与东汉五铢。半两、蒜头壶、铜鍪等具有早期文化特征的遗物仅在土坑和岩坑墓中发现,而砖室墓中晋遍流行陶俑和房屋模型,招钱树及树座也较常见。

朱砂的出土,无疑是此次发掘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所清理的墓葬中,绝大多数砖室墓和岩坑墓均遭盗扰,即便如此,仍有16座墓葬发现朱砂,占墓葬总数的44.44%。朱砂撒在墓底,常与钱币混出。或呈颗粒状或粉末状,颗粒状者如玉米粒或胡豆大小,最多一墓(M7)出上1oo余粒。砖室墓中多见颗粒状朱砂,而土坑墓多粉末状者。国内商周至汉代的墓葬中不时有发现朱砂的报道,但如此缀中的出土似不事见。我们不禁要问:朱砂从何来?作何用?汞矿是贵州最重要的优势矿产,储量巨大,探明和保有储量均列全国第一,而万山、铜仁,务川等地的分布最为集中,其主要汞矿物为辰砂。根据嘉庆《思南府志》的记载,在明一代,务川朱砂的开采已极具规模,民以采砂为业,商贾辐辏。在老虎沟一代,至今遗有许多仅能容一人匍匐前行的小矿洞,民间传说此系麻阳人所为,并称麻阳(在今湘西,唐置)人身材矮小,行动敏捷,见风即化,善采丹砂。宋朱辅《溪蛮丛笑》“辰砂”条记,“麻阳即古锦州,旧隶辰郡”,“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崖者为最,仡佬以火功取”。由此观之,当地民间传说中的麻阳人可能为宋时人。以上种种表明,务川朱砂蕴藏丰富,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墓中所出朱砂,应产自本地。若此推断大致不误,则务川朱砂开采的历史可从文献记载的明代提前全两汉时期;这与朱砂开采与使用的大背景是相合的。将朱砂撒在墓中作何用?对此我们可以结合当地民俗的调查提供两种可能的解释:(1)宗教用途:当地阴阳先生在现今的丧葬活动中仍偶用朱砂,其所起的作用据称可“呼龙接脉”。阴阳先生认为朱砂是一种浑然天成的灵性之物,在一处风水不佳的地势,投以来砂,可沟通地气,将好的龙脉引过来。(2)财富象征,当地朱砂采冶之风至今仍盛,百姓或在河床中淘细砂,或在矿洞中盗掘汞矿,用以炼水银出售,他们对朱砂和水银有着很深的认识。当地民间认为最值钱的几种矿物质和金属依次为朱砂、水银、黄金、铜、锡,朱砂列首位。而结合朱砂在墓中常与钱币混出的实情,不能排除将之撒在墓中作为财富的象征的可能性。

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初步分析,此次清理的36座墓葬的年代涵盖了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整体来看,这批墓葬与贵州南部发现的汉墓略有差异,如蒜头壶等不见诸南部汉墓,子母榫砖沿用州司较长等。而从墓砖到出土遗物.大坪汉墓均与峡江地区汉墓呈现出较多的相似性;近年我们在贵州镜内的乌江流域清理了一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存,其文化面貌与峡江地区的同期遗存基本一致。而在洪渡河下游的洪渡镇清理的一批汉墓和窑址(用于烧砖),墓砖与墓葬的风格均与大坪的接近。这表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乌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与峡江地区是一体的。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汉代遗存大略呈“Y”形分布,这反映了贵州汉代的交通和郡县设置状况,汉文化即大致沿这样的线路从川渝地区逐渐渗透入黔中地区的。洪渡河向东北于洪渡镇注入乌江,乌江向北于涪陵注入长江。河流长期为人们沟通往来的天然通道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两汉之际,汉文化有一种逆乌江及其支流向上传播的趋势。而务川汉墓集中分布的区域与朱砂的分布区基本重合,可能暗示该地汉墓的出现与朱砂的开采和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务川丰富的朱砂蕴藏可能是导致两汉时期峡江地带人群逆乌江及其支流向上移动的重要动囤。

汉文化的扩张和周边文化融人汉文化的动固与进程,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汉王朝对边疆的经营,除却政治因素外,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务川大坪汉墓群及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可能引发对这一问题新的思考。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9日第275期)

三、贵州务川喻家汉墓发掘简报

2012年11月1日,在务川至正安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发现汉墓2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墓葬位于务川县都濡镇喻家村喻家河与小河交汇处的农田里(图一)。据调查,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务正(务川至正安)公路时,就曾在此处发现过汉代砖室墓,后来村民在附近种地时陆续从地里挖出过少量汉砖。此次清理的2座墓中,一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编号为M1;另一座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编号为M2。清理时还对工程用地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勘探,发现附近还有墓葬分布。2013年5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县文物保护中心又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清理,第二次清理墓葬2座,分别编号为M3和M4,其中M3为砖室墓,M4为未使用的土坑墓穴。现将4座墓葬的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地理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结构与随葬器物

1、M1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⑴墓葬形制

M1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封土已被早年耕地所平整。开口于现代耕土层下,打破生土层,墓口距地表深度约0.30米。墓的北侧略向外凸,直壁平底。墓室南北长3.90、北宽2.20、南宽2.00、墓底距墓口深1.10米。墓向145度。墓内填土为五花土,土质均为黄褐色粘土,内含大量炭屑和少量乱石碎块。清理时未发现棺木和人骨,可能系因土质酸性过强早年已被腐蚀,葬具大小尺寸、葬式、头向及墓主性别等均不清楚(图二)。

图二  M1平剖面图

1.陶豆 2.陶杯 3.陶钵 4.陶罐 5.陶碗 6.陶罐 7.陶碗 8.石块

    ⑵随葬器物

M1出土随葬品7件,器形有陶罐、陶钵、陶杯、陶豆和陶碗。均为泥质灰陶。

陶罐  2件。标本M1:4,残,侈口,口径28,残高2.5厘米(图三,1);标本M1:6,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口径8.6、底径8.4、高10.5厘米(图三,6)。

陶钵  1件。标本M1:3,侈口,折沿,折腹,平底,圈足,口径18.5、底径8.5、高5厘米(图三,2)。
陶碗  2件。标本M1:5,残存底部,折腹,平底,底径12,残高4.8厘米(图五,3);标本M1:7,残,侈口,平沿,折腹,平底,口径14、底径4.7、高5.5厘米(图五,4)。

陶豆  1件。标本M1:1,豆盘为直口,平沿,平底。豆柄为高圈足,喇叭形。盘口直径9.6、盘口深1.1、豆柄底径11、通高9.5厘米(图三,7)。
陶杯  1件。标本M1:2,平口,折腹,平底,腹部有一乳钉。口径9.8、底径7、高8.2厘米(图三,5)。
图三  M1出土器物图

1.陶罐 (M1:4) 2.陶钵(M1:3)  3.陶碗(M1:5)
4.陶碗(M1:7)  5.陶杯(M1:2)  6.陶罐(M1:6)  7.陶豆(M1:1)

    2、M2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

    ⑴墓葬形制

M2  带斜坡墓道的“凸”字形券顶砖室墓,封土早年被耕地所平整。开口于二层下,打破生土层。墓口距地表深度为0.60米左右。墓向160度。由墓室、甬道、封门和斜坡墓道四部分组成(图三)。

墓室呈长方形,南北长4.50、东西宽1.96、墓室深0.70米。墓室上部再砌筑券顶,券顶大部分早年被破坏,公路施工时又将其破坏一部分,清理时只残存北端一小部分。券顶高1.26米,尾部的两道券顶砖略向下收,每道券拱共用10块子母口结构砖券成。券顶砖的内侧模印有几何花纹和“富贵”二字。墓室壁砖的内侧均有模印花纹,花纹主要为车轮纹与菱形纹组合而成。墓室底部用砖一横一顺平铺而成,铺地砖长0.4、宽0.16、厚0.04米。

甬道呈长方形,位于墓室的南端。甬道南北长2.16、东西宽1.40、深0.80米,上部起券顶,但大部分券顶已破坏,只在东西两侧残存一排券顶砖。甬道底部用砖平铺,其所用铺地砖的规格和铺法与墓室内一致。

封门位于甬道的南端,用长方形条砖东西向横砌而成,外侧用条砖侧向立砌,封门残高0.90、宽0.28米。封门砖长0.36、宽0.16、厚0.10米。封门砖墙体受墓道填土挤压略向甬道内倾斜。

墓道位于整个墓的南端,斜坡,平面略呈梯形,北端宽1.05、南端宽2.00、坡道长2.90米。墓道南端底面略为平整,宽约0.80米。墓道南端深2.20米,壁面较为规整。

在清理墓室内的填土时发现少量木灰,可能系棺木腐朽所致。由于受到扰动和腐蚀太大,葬具使用情况、葬式及墓主性别等均不清楚。
图四  M2平剖面图

1.陶钵  2.陶罐  3.陶甑  4.陶井

⑵随葬器物

出土随葬品4件,器形有陶罐、陶井、陶甑和陶钵,除陶罐外,其它均为残片,无法修复。出土陶器均为泥质灰陶。
陶罐  1件。标本M2:2,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口径8、底径6.5、高9.5厘米(图五,2)。
陶钵  1件。标本M2:1,残存底部,平底。残高3.2、底径14.5厘米(图五,1)。
陶甑  1件。标本M2:3,残存小片底部。残高2.3、底径15厘米(图五,3)。
陶井  1件。标本M2:4,残存小片。宽15.7,残长8.6厘米(图五,4)
图五  M2出土器物图

1.陶钵(M2:1)  2.陶罐(M2:2)  3.陶甑(M2:3)  4.陶井(M2:4)

3、M3墓葬形制

M3  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因施工破坏了墓室、墓顶和墓底,整座墓的形制无法判断,但从残存部分来看,刀把形的可能性较大。墓葬所在地原为农田,后因施工被平整,顶部及开口层位等情况不知。残存部分由墓室、甬道、封门和墓道三部分组成。墓室呈长方形,南北长3.6、东西宽因施工破坏不清,残高0.8米,墓底不见铺地砖。甬道呈长方形,位于墓室的南端。甬道南北长0.9、东西宽1.40、残深0.90米。封门位于甬道的南端,用长方形条砖东西向横砌而成,只残存一层砖墙。墓道位于整个墓的南端,斜坡,平面略呈梯形,南端宽0.7、北端宽1.40、坡道长1.50米。墓道北端底面略为平整,宽约0.80米。墓道南端深2.20米,壁面较为规整。墓室、甬道和封门均用子母口砖顺砌而成。由于受到施工严重破坏,葬具大小尺寸、葬式及墓主性别等均不清楚(图六)。

图六  M3平剖面

4、M4墓葬形制

M4  刀把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南北长4.9、东西宽2.1、深1.46米。墓道长1、宽1.1米。墓内填土很杂,有大量炭屑、碎石块、碎砖块和少量红烧土块。在墓底西南角有一自然大石块,面积约1平方米。清理墓底时未发现任何遗物,也不见葬具等其它痕迹。因此发掘者认为该墓极有可能是因为在修建过程中,因位于墓底西南角的石头太大而放弃,最后只留下一个未使用的空墓穴(图七)。
图七  M4平剖面图

(二)、结语

1、年代推断

此次清理的4座墓葬,均没有出土具有年代标尺性的遗物,如五铢钱币等,而且随葬器物出土也很少,很难直接推断其年代。只能从墓葬形制特点和少量几件器物推断其大致年代。其中M1为土坑墓,根据墓内出土的遗物与该地区早年出土的遗物进行比较,初步推测其年代大致在西汉时期。M2和M3这两座砖室墓,墓葬形制基本一致,M2内出土的遗物如陶罐、陶井、陶甑等,与早年在务川地区出土的基本一致,其年代应在东汉时期甚至更晚一些。M4因特殊情况,无法判断的其年代。

2、相关问题

务川县是黔北地区汉代文化遗存分布比较集中和丰富的地区之一。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陆续在大坪、官学、镇南、浞水、都濡、喻家一带发现过大量汉代墓葬和窖藏遗物。之前出土的比较典型的遗物有蒜头壶、提梁壶、方壶和扁壶等,其具有“秦”文化因素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文化线路上看,务川北部如浞水、铁窑等地的汉文化基本上是从乌江沿芙蓉江、浞水河进入其境内。而大坪、镇南、都濡、喻家一代则是从乌江沿洪渡河逆流而上进入其境内。乌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干流,总的来看,黔北地区汉文化的进入是从峡江地区沿江而上,经乌江进入黔北务川一带。因此,这一地区的汉文化遗存总体来看与峡江地区汉文化遗存在大的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同时也说明位于黔北地区的务川,是汉文化自中原地区、经峡江地区沿江而上,再经乌江等河流进入贵州高原的一座桥头堡。

此次清理的4座墓葬,虽然受到破坏严重,出土器物也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黔北地区汉代文化遗存的基本认识。同时从4座墓葬的墓向来看,基本上都呈南北向,且与旁边的小河的流向一致。顺河而葬,这与之前在务川大坪洪渡河沿岸发掘的同时期墓葬极其类似,这可能一方面是受地形的限制,但在更大层面上极有可能是受当时的一种思想观念所影响,即就是当时汉人从中原或其它地区沿江河逆流而上进入这一地区,死后顺河而葬是否代表的是一种回归故里的思想,当然这还有待更多材料的佐证。

田野发掘:吴小华  候勤绪  韩  东  邹进扬   熊  俊  吕红乐  邹海龙  陈俊发
                        整    理:吴小华
                        修    复:韩  东
                        绘    图:胡  霖
                        执    笔:吴小华 邹进扬 邹海龙
注:原文有删减。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49:56 | 显示全部楼层
仡佬娶亲
第三章  秘洞祖灵——务川崖葬


崖葬,就是将死者遗骸放置在天然岩洞或者人工加工洞穴,以及岩厦、石缝的葬俗。1有学者也称之为悬棺葬、岩洞葬、岩厦葬等,各种命名侧重点不同,本书以“崖葬”统称之。
崖葬是一种国际性的葬俗,流行于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尼、菲律宾等广大区域内,甚至远播浩瀚的太平洋,在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群岛上亦有发现,中国最为流行。主要见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等省区,另在陕西汉中和甘肃南部等地有零星分布。2
第一节  类型与分布
务川崖葬,可分为岩洞葬、岩厦葬、岩洞坟三类。严格来说,岩洞坟也属于岩洞葬的一种形式,但为了能够明白区别,笔者将其划分为崖葬的一类。在务川,临河凿穴置棺和撑木架棺的两类悬棺葬迄今未有发现。
        一、岩洞葬
        岩洞葬是以天然洞穴为葬所,这类自然洞穴要么在临河的悬崖峭壁上,要么距离河流不远。洞内棺木数量少,多为1棺或2棺、3棺,棺木放置于长条木凳上,头向面河。少数置棺的自然洞穴经人工加工,洞门未作处理,自然敞开。岩洞葬地理环境多高岩陡壁,临河面水,荒僻偏远,人迹难至,当地人称有这种岩棺的崖壁为“柜子岩”、“箱子岩”“兵书匣洞”。大坪镇黄洋坪山顶临北的悬崖峭壁上即有一个兵书匣洞, 耆老相传,此洞是吴三桂埋藏兵书宝剑的地方,故名兵书匣洞。穿洞岩洞葬、大院子岩洞葬是岩洞葬的代表。
穿洞岩洞葬,位于丰乐镇新田村,洞为一石灰石消水岩洞,洞口较为宽大,水流为季节性雨水汇集而成。从洞口下行30米,即为出口崖壁,下临洪渡河,出口距河面约40米,崖壁绝立,无路可通。洞口左侧有一侧洞,岩棺即置于此。洞内棺木二具,一具葬于清末;另一具据当地老年人说,是在1970年代葬进去的,葬时用两根大棕绳捆在棺木上,从洞口一点一点放下去,然后放在两条红板凳上的。两具棺木均为杉木,“大山头”形制,红色长木板凳已朽烂,棺木撂置于地。两具棺木都均遭盗扰,棺盖被打开后置于一旁,棺内仅见人骨及碎布料。从人骨摆放位置来看,当为仰身直肢头南脚北面河而葬。“悬棺葬最突出的特征是葬地必选择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 均在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沿岸。”3按此定义,穿洞岩洞葬当属真正意义上的悬棺葬。
大院子岩洞葬,在茅天镇大院子后半山坡,当地人称之为“癞子洞”的洞内。笔者2009年在该地调查时,村民说癞子洞棺材里葬的是本村已有八十多岁的向道娥的祖父,据此推测,该墓年代大致在清光绪年间。其洞口向下,面积不大,在洞口西壁人工凿成一石台,上置棺木,棺木已朽散,仅见数块人骨,葬式、葬品等不清。(图一)
图一:大院子岩洞葬
        二、岩洞坟
        于洞内起造坟墓则为岩洞坟,但在岩洞的选择上则以易于造坟为主要考虑,故洞穴的选择相比岩洞葬来说,要简便得多,离村寨也不是很远。迄今调查发现的岩洞坟都是一洞一坟,墓体修造简单,多为常见之石围土封、前大后小、前高后低的形状,墓向洞口。有些岩洞坟还有后人管理,清明扫墓挂有“清纸”。明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祐衣冠冢即为岩洞坟。
申祐衣冠冢,位于大坪镇龙潭村,小地名蠐蟆洞,山上岩石裸露,植被较差。岩洞位置接近山顶,面积不大,约30平方米,洞口北向,下临洪渡河。墓葬修建于洞口,为当地常见的墓葬形制,棺木两侧及坟头用糙石干垒,然后以土填充和封顶,坟头至坟尾呈斜坡状下降,平面成梯形。由于年久失修,部分石头垮塌,墓体下沉。(图二)

       图二:申祐衣冠冢(无墓碑的一座)
         三、岩厦葬。
        岩厦葬以岩厦或岩缝为葬所,棺木顺岩放置,以石块或原木垫底,离地数十公分。棺木数量不多,1——2具。鹅公溪岩厦葬、五龙岩厦葬是其代表。
鹅公溪岩厦葬,位于焦坝乡新茶村陈家坝组,在鹅公溪南侧岩壁之下。岩棺所在地为一天然岩箐,北向正对三层岩大山,鹅公溪从谷底流过。四周山势高大,悬崖峭壁,灌木丛生。两具棺木相距约20米,均置于岩箐下,用原木垫底,离地30——40厘米。东西向顺岩而葬,其中一具棺木虽已开始朽烂,但形制保存完好,编号为①号棺;另一具棺盖被打开,棺内散见人骨,间杂一些布料碎片,从棺木形制及布料来看,当为清代,编号为②号棺。两棺均为杉木,“大山头”形制。①号棺长2.14、宽0.67、高0.81米,头东脚西。②号棺长2.14、宽0.65、高0.66米,头西脚东,棺内散见人骨及衣物碎片。据当地村民说,该棺木是被人取人骨头来治病才打开的。(图三)

图三:鹅公溪岩厦葬,被打开的②号棺。
五龙岩棺,位于镇南镇镇南村五龙半山一座天然岩箐下,岩箐名“缺口”,高约30米。岩箐所处山坡陡峭,谷底有一小河沟,四周山势高大,悬崖峭壁,灌木丛生。墓主人名“黑三老冒”,为当地谢姓先人,葬于清晚期。头西脚东顺岩而葬,棺木为八合杉木,“大山头”形制,长2.21米,宽0.6米,高0.66米,下垫石块,离地20厘米。
1986年务川进行民族识别时曾对该墓进行考察,确认为仡佬族墓葬。
        四、数量统计。
        笔者对务川崖葬作了一个初步统计,见表三。
乡镇
地名
墓葬名称
墓葬类型
棺木数量
年代
备注
都濡镇
白马岩
无名氏墓
岩厦葬
2

大坪镇
麻麻洞
申氏墓
岩洞坟
1

蠐蟆洞
申祐衣冠冢
岩洞坟
1

申氏墓
岩洞坟
1
近现代
田秀珍墓
岩洞坟
1
2013年
红丝乡
九龙箐
无名氏墓
岩洞坟
1
不详
分水乡
泡木槽
无名氏墓
岩洞坟
1
不详
石朝乡
横坡
无名氏墓
岩厦葬
1
不详
据《黔北悬棺葬调查》
镇南镇
狮子口
谢氏祖墓
岩洞葬
1

同上
癞子洞
无名氏墓
岩洞葬
1
不详
同上
缺口
黑三老帽墓
岩厦葬
1

泥高
水汆头
无名氏墓
岩洞墓
1
不详
丰乐
穿洞
无名氏
岩洞葬
2
清、1970年代
院子箐
无名氏墓
岩洞坟
2
不详
不同时期的两座墓葬
焦坝
鹅公溪
无名氏
岩厦葬
2

茅天
大院子
向氏墓
岩洞葬
1

濯水
水窝
岩洞葬
1
不详
据申茂凡《简述务川仡佬族》
偏岩子
岩洞葬
1
不详
同上
表三:务川崖葬分布及数量统计表
其中岩洞坟未作全面统计,岩洞葬、岩厦葬据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
有确切时间记载最早和最晚的崖葬都在龙潭村蠐蟆洞,其中申祐衣冠冢最早,为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年);田秀珍墓最晚,为2013年。
第二节  族属探讨
见载于文献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崖葬的民族有苗、龙家、八番、仡佬、侗人、冉家蛮等。4即使在现代,仍有纳西族一些山区部落、藏族的“不浪”部落、5仡佬族、布依族6等少数民族行崖葬。1985年,罗隆康先生亲眼所见了紫云县苗族妇女岩洞葬的经过。7因此,将崖葬简单地归属于某个民族的特定葬俗,是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
在一个共同的生活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吸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囿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上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如干栏式建筑,这几乎是南方民族所共有的房屋建筑模式,我们所看到的苗家吊脚楼、土家吊脚楼以及布依族、仡佬族的吊脚楼,其建筑形制大体相同,差异只在细部;又如饮食上的嗜酸、嗜辣等,其实也是一样,差异在于对食材的运用和口味的调制上,但酸和辣绝对是味觉的主要元素。表现在墓葬文化上,情况亦然,各民族历史上发生的崖葬,其最本质、最共通的特征都是应用崖洞来处理死者,差异在于各民族对崖葬理解的不同而形成。但并不是说崖葬这一特殊的葬俗是从天而降攸忽而来的,它也有其产生的初始。
        一、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濮、僚的某一支系及近古时代的仡佬族是较早行崖葬的民族。
        就时间来讲,在我国以福建武夷山悬棺为最早,科学测定数据的时间为距今三千八百多年至三千三百多年之间,略相当于夏商之时……江西贵溪悬棺葬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湘西等地悬棺葬为唐宋时期,较晚则为川南泸州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可查证的时代大致在宋明时期,由东向西年代递减,这可能与它的传播方向有关。分布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的悬棺葬俗,并非为某一民族所独有,论其起源,一般认为它是起源于南方“百越”民族的一种葬俗。8
重庆东南部地区为数众多的、人工开凿的、似长方形龛的崖穴墓群,有纵穴式和横穴式两种形式,分布范围包括石拄、丰都的龙河沿岸,为西晋时代。古代沅水、酉水等地是五溪蛮主要活动地区,文献记载该地区仡佬族有崖葬的习俗,仡佬是獠的不同种。依此推测,重庆崖穴墓的族属可能是唐宋以后来自五溪地区的“仡佬”或“獠”人。9
近年在开阳高寨清理的几处岩洞葬,年代在宋明时期,结合文献分析,可能为红仡佬所遗。推测仡佬先民中的部分支系可能是贵州较早使用岩洞葬的族群,唐宋以降,随苗傜西渐,亦染此俗,至今使用。10
记仡佬族行崖葬的文献资料也较多。
《新唐书·南蛮传下》“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记泸州“夷僚”有岩穴葬的习俗。故悬棺葬主当属“葛僚”无疑,葛僚即仡佬,又称为土僚,宋明时代又往往称为“僰人”。11
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亦记载:“石阡府 苗民司 仡佬族…丧葬击鼓唱歌,男女围尸跳跃,举哀而散,亦置之山峒间。”
嘉靖·《思南府志·拾遗志》记载的更为详细:“府南四十里许,有家亲殿者,古仡佬奉先处也。在一大岩穴中,岩高百余丈,下临大河,行舟往往遥见之,其规制如今之床然,上下依岩,不施蔽盖,雨日亦不及之。正统间,居民避苗者,曾至其处,见有木主数道,字迹已不可辩。又旁有棺柩数具,启视之,无见者,大抵棺柩自家亲殿而下岩穴中处处有之,岂昔仡佬之制不土葬欲?”。
清·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人家终日住羊楼,偶到家亲殿上游。花仡佬和红仡佬,南山头与北山头。”原文注花仡佬、红仡佬“死殓以棺而不葬,置岩穴间,高者千尺,树木主于侧,谓之‘家亲殿’。”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仡佬族早在其葛僚的历史阶段——唐宋时期,就开始行崖葬了。
二、务川是仡佬族的主要聚居地,县域内所遗崖葬族属当以仡佬族为主。
崖葬是古代僚族的显著文化特征之一,贵州、四川所遗岩洞葬是僚人入蜀时期的产物。12
僚人入蜀,指东晋十六国时期,大量僚人北上涌入蜀地的事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记:成汉“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寰宇记》卷七五引《益州记》:“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境。”
据著名历史学家芮逸夫先生研究,入蜀僚人的语言遗存,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有许多带“罗”、“思”、“都”、“赖”等字或以接近这些字读音为词首的地名,显然不能用汉语文予以解释,而这些难以诠释的地名在此之前史籍中并无反映,其分布大都在四川中部和南部……“都”字头地名是典型的壮侗语,这在唐宋以来就稳定地居住着壮侗先民的广西地名中得到充分反映。习用“赖”、“僚”字头者当系另一支北上僚人,很可能就是葛僚的遗语。13
务川“当牂牁要路”,14是僚人北上的一条通道。从务川地域遗留的“都”、“罗”、“思”等语言来看,也是与史实相符合的。
务川唐宋时期之都濡县,为“唐贞观二十年析盈隆县置,因界内都濡水为名也。”15宋嘉佑八年(1063)始废。都濡水,即今濯水镇长溪河,现务川县城所在地都濡镇即以古都濡县为名。
《寰宇记》记“思州”之务川县:“隋朝招慰置务川县。唐武德元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牁要路,请置务州。贞观八年改为思州,以思邛水为名。”同书云,“河只水,在县东二十一里。河只者,僚之姓名。”“罗多水,在县东八十里。罗多者,僚之姓名。”“都来水,在县西北二百五里,徒宁夷县来。”“思唐山,在州东四里。”
《寰宇记》所记与务川临近同属思州的思王县有“思王山”、“思邛山”、“思邛水”;思邛县有“都来山” 、“都波水。”等。
从这些“都”、“思”等习用词头可以看出,不仅置县、置州是以僚语地名“都濡水”、“思邛水”、“思邛山”来命名,而且清楚明白的说“河只”、“罗多”就是僚人的姓名,可见当时务川乃至思州僚人之众,这是务川崖葬产生的历史背景。
务川崖葬与沿河、思南、德江的崖葬大致可以归属为乌江流域崖葬,这一区域,也正是宋明时期之“蛮僚杂居”思州的地理范围。
务川或乌江流域崖葬与渝南崖葬基本相同:
一是在岩洞地理位置的选择上都是以面江临河、人迹难至的悬崖峭壁为理想洞穴;
二是洞穴内所葬棺木数量不多,在1——3具之间;
三是棺木形制基本一致,为汉族习用之“大山头”;
四是洞口或有垒砌石墙作封门,有后期发展利用岩厦及石缝的岩厦葬;
五是利用天然洞穴或岩厦的岩洞葬延续时间最长。
这样的一致性,说明在某个历史时间段内,两地文化的同源性,务川崖葬与渝南崖葬或为同一族属所留。如前所述,务川与渝南同属古黔中地,濮族从汉江一路南来,僚族自牂牁跋涉北上,濮、僚交融,故有“濮”——“僚”——“仡佬”之族源演变。16故,务川崖葬也当是“濮”“僚”之支系仡佬族所遗留。
务川崖葬与黔中地区的崖葬,有着完全不同的分布区域,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别。一是在对洞穴的选择上,黔中地区基本上都是天然的岩洞,但不一定都在河边。同时,对岩洞不作任何加工处理,自然敞开。基本不见利用岩厦或岩缝放置棺木。二是在棺木形制上,务川崖葬均为“大山头”棺木,少见黔中地区的框架结构棺木。三是在洞穴墓地性质上,务川崖葬一般一洞一葬或一洞二葬、三葬,但黔中地区的崖葬,其洞内放置棺木数量庞大,少则数十具,多则上百具,平坝棺材洞放置棺材达567具。17黔中这种置棺数量庞大的棺材洞,为全寨人所共有,实际上具有公共墓地的性质;黔中地区崖葬为苗傜民族所有。18由此可以看出,务川仡佬族崖葬与黔中地区苗傜崖葬有着较大的区别。(图四)

图四:务川崖葬中习用的“大山头”棺木
务川实地调查的民俗材料也说明崖葬是仡佬族先民所为。
        (一)、对崖葬这种葬俗,当地村民说是只有得了麻风病的人死后才葬在岩洞里,以避免传染,多称之为“癞子洞”。“癞”即麻风病,顾名思义,癞子洞就是埋葬癞子的洞。民间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务川有明确的后代子孙的崖葬,没有一座崖葬的墓主人患有麻风病;鹅公溪岩厦葬的人骨还被人取去用作治病的药引,所以说崖葬是癞子坟,是说不过去的。那么,民间为什么又有这种讹传呢?笔者推测,因为崖葬的荒僻,人迹罕至,后人猜测其埋葬原因时,乃以岩洞的封闭性来臆测是为了避免古代谈麻色变的麻风病的传染。及至后来,也可能真的有对麻风病人实行了崖葬,而使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笔者认为,此处“癞”疑为“俫”,实际上可能是俫子坟,讹传为麻风病人的癞子坟。 癞也即上文所说的僚语遗留,癞子是否即为僚子?从文献所记“罗多氏,僚之姓名”来看,是有这种可能的。俫人是仡佬族的一个支系,1990年,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及西林县的一千多俫人恢复为仡佬族。19癞子实系仡佬族的另一称谓“莱子” 之音变。莱与僚同声, 故莱子又可能是僚子之讹。故所谓癞子坟, 实际上应是莱子坟, 也就是文献所载之濮人冢或仡佬族的一种墓葬。20
(二)、崖葬有的地方也称为仙人洞,说是神仙住过的洞。仙人洞疑为先人洞,即“家亲殿”。务川江边邹姓即有埋葬祖先的先人洞,位于洪渡河隘溪渡河岩上,还有“上齐先人洞,下齐桂家岩”的故事流传。邹姓是务川仡佬族大姓,从邹姓进入务川的时间来看,该先人洞的年代在明中期。
(三)、务川1980年代民族识别时,石朝乡大溪村69岁的村民申尚春在接受调查时说,“我们祖上的坟,是把棺材放在岩穴里。”白马岩岩洞葬、五龙黑三老冒岩厦葬也被专家组作为认定仡佬族的依据之一,当地申姓、谢姓都是仡佬族。21(图五)

图五:白马岩厦葬,2具棺木。
第三节 文化心理
崖葬这一特殊葬俗的产生与形成,除了利用天然洞穴干燥防潮利于棺木及死者遗体保存的实用功能外,必然有其内在的文化心理。对此,研究者颇多。
曾骐,《崖洞“悬棺葬”的年代与族属》认为:我们在追踪悬棺葬的渊源时,不能不考虑到它和土葬墓的关系。青海乐都柳湾是一处规模很大的新石器时代墓地,其中的马厂类型墓葬已有用木棍封门,并带有墓道,齐家文化墓葬除普遍使用木棺外, 还发现有独木舟式船棺。这些新资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洞室墓和独木舟船棺的萌芽。春秋战国前后在黄河流域出现了竖穴土洞墓, 在四川地区出现了巴蜀文化的船棺葬( 土葬) 。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悬棺葬的出现都有一定影响。因此, 崖洞悬棺葬的出现, 实质上只是把深入地下的洞室及其棺木抬升到高崖洞室的变化。
林蔚文,《闽赣川黔地区崖棺葬几个问题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越与濮及其后裔民族大多生活于高山僻壤中,把高山险峰、崇山峻岭视为生活的依托,或因其难以接近、难以触及而产生神秘感,进而把它作为神灵所居或通天之路加以顶礼膜拜,所以他们便把死者的灵柩置于高山峻岭的崖穴之间,这样不但使亡魂接近神仙天国,更重要的是使之易于皈附神仙天国。
陈明芳,《中国悬棺葬》认为:悬棺葬是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的反映。从悬棺葬在葬地选择、置棺方式、葬制和葬式等各方面来看,这种葬俗属原始宗教中在鬼神崇拜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悬棺葬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秘藏祖骨”、“俾人兽不能侵犯”。
杨军、郑从武,《四川古濮人的岩葬文化》认为:岩洞葬源于古人对岩石的崇拜,古僰人的民间传说《悬棺之谜》是为例证。同时,僰人的岩葬包含有以石求子的文化因素——即对生殖的追求和崇拜。
石钟健,《悬棺葬研究》认为:纵观悬棺葬遗存的分布,几乎都在临江面水的悬崖绝壁上,表现出行悬棺葬的民族都具有“水行山处”的特点,而葬具形式则以船形棺和整木挖凿的独木舟式棺材为主。这种以船为棺的习俗反映了古越人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同他们密切相关的这只船,会把他们的灵魂载回故乡,或驶向另一个美满的世界去。
李飞,《生死之间——贵州岩洞葬》:远古曾生活在溶洞中的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以及相信亡灵回归祖地并能再生的灵魂观念,是岩洞葬发生的深层原因。
这些论述各有其侧重的方面,研究的方向不同,切入点也不同,但这些论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行岩洞葬的人们相信死者灵魂不灭。
务川仡佬族岩洞葬的文化心理,也是在相信死者灵魂不灭的前提下,糅合了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观念而产生和形成的。
中国的风水,据刘沛林先生研究,“就是在‘大地为母’思想的前提下,一种女阴崇拜思想的延续。”22他指出,《水经》中既然说“山如妇”,山就应该具备妇人的一切类似功能:有胎息,有生气,有交媾之区,有孕育之穴,等等。风水穴是指生气出露的地方,是阴阳交合之区,因而是女阴的象征。他还列举了清代孟浩、明代繆希雍、日本渡边欣雄所描绘的女阴穴形图。
既然“山如妇”,那么山就是孕育万物的母体,于是,山洞便成为最原始最形象的女阴象征符号,将死者葬入山洞,岂不是将之送回到充满“生气”的母体,就能重新孕育生命,得到再生呢?
贵州民族学院吴秋林先生在六枝居都进行仡佬族文化调查时,发现那里的仡佬族有一个关于黑洞的民间传说。传说很古老的时候,世上是个黑洞洞,人们称为黑洞时代,做活路也都是摸着做,睡一觉醒来锄头把都生菌了。23务川仡佬族神话故事《盘古王》也说到天地初开时处于混沌状态。
吴秋林先生认为,仡佬族人关于“黑洞时代”的传说,是仡佬族先民对人世间最原初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很显然,这是对“黑夜”的一种想象并加以物化表达出来的一种说法,这里面包含了仡佬族对自然现象古老观念的“思考”。那么,这个宇宙鸿蒙、混沌未开的“黑洞”状态,是不是如同婴儿在母体内的“胎息”状态呢?
务川仡佬族人认为,好的岩穴可以出“狠人”。24所谓“狠人”,即为官、为商、为学皆杰出者,或出人头地、有特殊本领的人。
四川珙县有一个关于古代僰人为什么实行悬棺葬的传说。说很多年前,一个首领名叫阿旦的僰人部族,由于瘟疫蔓延使部族成员死亡严重,再加上与之有仇的部族趁火打劫,只好流浪到麻塘坝。后受部族远族老阿奶的指点,在老鹰帮助下,实行悬棺葬。目的是为了保护儿孙后代不受瘟疫和其他部族的仇杀,阿旦这支僰人部族,是麻塘坝的拓荒者。这个关于僰人为什么实行悬棺的传说,实际也是为了更好的繁衍后代。25
从仡佬族黑洞传说,到好岩穴发狠人,再联系到与仡佬族渊源极深的僰人实行悬棺葬是为了更好的繁衍后代的传说,可以看出,仡佬族对岩穴——女阴这一原始形状的理解,正是人类原始生殖力崇拜的反映,而这又恰恰应验了洞穴作为山之女阴,生气旺盛,繁育后人的风水含义。
仡佬族崖葬,还有着怀念祖先功绩,期望藉此回到祖灵之地的含义。
仡佬族在行岩穴葬时,有“生不入牢门,死不入地府”的说法。26这短短的十字句,却包含了仡佬族人丰富的历史信息和骄傲的民族心理。
仡佬族是贵州高原土著民族,仡佬族先民——濮人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名显于世,参加周武王牧野盟誓,共讨纣王。后来的牂牁、夜郎、且兰等地方邦国,也被认为是濮人所建。辉煌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民族记忆——仡佬族吃新节,可以在田野里任意采摘成熟的庄稼;丧葬出殡不用丢买路钱;大多数仡佬族聚居地都流传的“仡佬仡佬,开荒劈草”,“地盘业主,古老前人”的古老歌谣。——仡佬族人潜意识中有一种地盘业主的情结,在仡佬族丧葬歌、祭山用书等祭祀用语中均有反映。如安顺弯子寨丧葬歌开路词中告诉死者亡灵要理直气壮地走:“大田大地我们的,大山大岭我们的,东南西北我们的,大场大坝随便走,大冲大凹随便行,天宽地宽由你走,四面八方任你行。”27又如关岭简嫩村丧葬歌指路词:“你望大田,你看大地,大田是我们的,大地是我们的,日照哪里,你管哪里,月照哪方,你管哪方。”28
许多地方的仡佬族都传说自己祖先是从天上来的,有着高贵的血统。吴秋林先生在居都调查仡佬族吃新节时,当地仡佬族人说,很久以前我们仡佬族的祖先在天上吃仙桃贡果。仙桃贡果有十三种,但能吃的只有十二种,有一种不能吃。后来天上的人多了,天上的仙桃贡果不够吃了。玉皇想派仡佬族到地上来,但他们不愿意。但后来吃了不能吃的仙桃贡果,他们就变得听话起来,愿意来地上。于是玉皇打开南大门,马桑树直抵天,仡佬族先民就顺着马桑树来到地上。29关岭仡佬族丧葬中为亡灵开了十二道天梯指引亡灵升天;30普定仡佬族丧葬中通过大鸡的引领,一步一步将死者的灵魂带上了天,带到了祖宗场。31
正是在地盘业主式历史荣耀和高贵血统的自我心理暗示下,仡佬族人认为,生死两界,自己都是自由的。活着,身体是自由的,“不入牢门”;死了,灵魂是自由的,“不入地府”。(图五)

图五:穿洞岩洞葬被打开的民国时期棺木
在古人心目中,洞穴是通往天上的神秘道路。不落土,也就不会入地府,那么,处于高山悬崖上的岩洞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仡佬族人选择洞穴来作为自由之魂沟通天界祖先场的路径,既有怀念祖先丰功伟绩的情感,又有帮助死者灵魂升天的实用功能。
仡佬族关于崖葬是因为“死不入地府”的说法与福建畲族悬棺葬是因为“死不落土”的说法几乎一样。
生活在福建周宁、福鼎、柘荣、屏南等地区的畲族同胞,有一个关于悬棺葬由来的传说:上古时,畲族的始祖盘瓠王与高辛帝的三公主成亲,育有三男一女,全家迁居凤凰山狩猎务农。因盘瓠王是星宿降世,生不落地,死不落土,所以他去世后儿孙们就用车轮和绳索把棺木置于凤凰山悬崖峭壁的岩洞中。其后代代沿袭,形成了古代畲族人的悬棺葬习俗。32
这样的相似性使人产生恍惚,文化的传播与吸收是不是在人类共同文化心理的基质上发生的呢?
一个有趣的事例也说明了崖葬所具有的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
笔者在调查蕉坝鹅公溪的崖葬时,当地人说,棺内的人骨被得了心脏病的人拿去做了药引,这个现象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1、心脏是人之血液生化所在,心死则人亡,故心脏是生命的源泉,心脏所产生的血液是生命的基础。用人骨作药引治疗心脏病,是否有借助祖先神力的考虑呢?2、既然人们认为崖葬是癞子的坟墓,是一种不干净的东西,就应该唯恐避之不及,但现实情况却是人们对此并不畏惧,生产生活中也不刻意去躲避它,黑三老帽的岩棺被人们堆满了柴草,鹅公溪的岩棺和村民的蜂桶放在了一起。可见,人们对岩棺并没有特意的去回避,也不觉得恐惧,这种心理,自然是建立在对岩棺灵魂信任的基础上的。(图五)

图五:五龙岩厦葬,墓主“黑三老冒”的后人在清理棺木。
参考资料:
1、《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纪要》,林向著,《文物》,1981年第8期。
2、5《四川丧葬文化》,霍巍、黄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3、《湘西悬棺葬与仡佬族》,陈明芳著,《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8期。
4、《贵州民族考古研究概况》,席克定著,《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
6、《贵州崖葬略论》,李飞,《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01期。
7、《悬棺葬安葬过程目击记》,罗隆康著,《贵州省博物馆刊》1987年4期。
8、32《中国悬棺葬》,陈明芳著,重庆出版社,1992。
9、《重庆地区的悬棺葬墓和岩棺葬墓》,网络资料,http://www.3gmuseum.cn/article.asp?7-35-1322
10、18《生死之间——贵州的岩洞葬》,李飞著,《四川文物》,2010年05期。
11、《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刘复生著,巴蜀书社,2011。
12、13《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僚人入蜀”再研究》,刘复生著,《中国史研究》,2000年02期。
14、《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
15、《太平寰宇记》,乐史编纂,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
16、《“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田曙岚著,《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八集,1981。
17、《贵州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19、《仡佬族百年实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大事记》。
20、《道真仡佬族考察》,翁家烈著,《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01期。
21、《务川民族志》,务川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
22、《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刘沛林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3版。
23、《居都仡佬族文化研究》,吴秋林等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
24、26《仡佬之源》,务川自治县政协文史委编,内部资料第十辑,2009年,雷崇明,《务川仡佬族风水说》,邹友谊《务川仡佬族民风民俗概述》。
25、僰人悬棺解读,网络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6105980100mpp4.html
27、28、29、30、31《仡佬族古歌》,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附录:三、黔北岩葬调查记要
            席  克 定
岩葬是贵州少数民族中一种比较普遍流行的丧葬习俗。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全省大部分地区覆盖着以石灰岩为主的山脉,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在大面积的喀斯特地层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溶洞,为贵州的岩葬,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黔北地区的岩葬,有悬棺葬、岩洞葬和岩墓三种类型。悬棺葬分布于松桃苗族自治县云落屯仙人岭,岑巩桐木白岩和石阡伍德铜鼓岩等处。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对松桃仙人岭悬棺葬和岑巩白岩悬棺葬已作正式清理①。故此次调查,主要是对岩洞葬和岩墓,作进一步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它们的形制、特点、时代和族属,作一初步讨论,谬误之处,敬请指正。
(一)、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
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即遵义地区的东部,如道真、务川、正安等县和铜仁地区,如沿河、德江、铜仁等县,都可以见到岩洞葬,同过去调查过的贵州中部地区,如贵阳、惠水、罗甸、长顺、紫云、望谟等地的岩洞葬,不论在墓地的选择和加工,或棺木的形制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应属于另一种类型。
黔东北地区岩洞葬的墓地,均选择在河边的溶洞,但有相当部分是选择岩壁,经过人工加工作为墓地,高度均在5米以下,一般高出河面2—3米,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棺木,多放置在溶洞内。溶洞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以内,放置棺木不多,少则一具,多则二、三具,洞口有用石块垒成的高约1米,厚约0.5米的石墙,作为封门。早期的棺木,均已朽坏,调查时只见到棺木残片,故其形制不明。晚期的墓地,亦选择在临江的岩壁,在岩壁上用人工凿成一“匚”形的凹槽,棺木即放置在凹槽内,与岩壁平行。有的棺木外侧亦用石块垒一道高约1米、厚约0.5米的矮墙,长度以放置棺木的多少而定。
已经调查过的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有以下一些:
1、德江县星宿岩岩洞葬
星宿岩在德江县新乡牧羊岭,有一条小河名大井沟,自南向北流,岩洞葬即分布在大井沟两岸。
大井沟东岸,在距今河面约5米高处,利用人工,将一自然岩厦,凿成一个“匚”形的凹槽,宽约2米,高约2米,其中放置三具棺木,棺木均与岩壁平行。棺木外侧,用石块垒砌成一道高约1米的石墙。其中一具棺木,亦用石墙与其他二具棺木隔开。棺木的形制,与今天汉族习用者相同。三具棺木的棺盖,均已揭开,从残存肢骨推测,其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棺内衣服已破碎,仅见残片,无法复原期形制。馆内未见其他随葬品。
大井沟西岸有一山洞名为癞子洞,洞高距今河面约4米。洞内放置一棺木,其形制亦与今日汉族习用者相同。此棺木已被扰乱。
在大井沟两岸,尚分散放置有棺木三具,其形制亦均与汉族使用之“大山头”相同,但全部被扰乱,仅可从残存肢骨辨明其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棺中随葬品情况不明。
2、德江黄沱弯岩洞葬
在星宿岩西南约4公里,地名仙山黄沱弯,有一岩洞,洞名狮子口。洞口正东向,高约2米,宽约4米。洞内放置棺木二具,均已朽坏,仅见棺木残板。洞口有用石块垒砌成的围墙,高约1米,厚约0.5米。洞内未见其他随葬品,推测系早年扰乱。
3、德江茶窝沱岩洞葬
茶窝沱在德江县桶井乡长坝村,茶窝沱的半山坡上有一山洞,洞口距地面约5米,方向:南偏东70o。洞口已被淤土填充,目前洞高仅1米,宽约2米。洞内棺木已朽坏,仅可见残板5块,未见人骨骼及随葬品,推测系早年扰乱。
4、道真华尔山岩洞葬
华尔山在道真县大矸区顾家坡右侧,海拔1670米。华尔山目前可见到二具棺木,编号为华M1和华M2。
华M1位于距沟底约50米的岩厦内,棺木形制与今日汉族习用者相同。即所谓“大山头”式,用杉木制成。木棺长2.18米、头宽0.42米、脚宽0.38米、高0.74米;内空长1.85米。棺底两端以石块支垫。华M1早就被扰乱,但仍可见其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棺内仅存兰靛色土布衣裤一套。衣领高16厘米,领口有双排布钮扣,上缀圆形铜纽扣一颗;双袖长仅及肘部,袖径40厘米,以四块窄布条镶缝,双袖内套粗白布腕袖。裤短而肥大,为束腰式,形如喇叭。未见其它随葬品。
华M2在“癞子扁地”,棺木形制与华M1相似,尺寸较小。棺木系以未经剥皮的椿树毛料制成。
5、务川横坡岩洞葬
务川县大坪区大溪乡山担村秦家村民小组村寨以东约0.5公里处,地名横坡,海拔1150米,在以大山下的石缝中,放置有一具棺木。
石缝宽约3米,高约1米,正西向,面对老鹰坝。石缝钱有一道矮墙,用石块砌成,高约0.5米。
棺木质地为杉木,其形制与今日汉族习用至“大山头”相似,但棺木两端均有榫眼,而棺木两端壁上部长出棺盖,各有一公榫,即用以合棺盖。此棺之被扰乱,棺盖已揭开,棺内仅有零星人骨骼,葬式不明。棺内未见其它随葬品。
6、务川狮子口岩洞葬
务川县正南区镇南乡小垭口村民组以南约200米,有一小山名狮子口,狮子口半腰有一岩洞,方向:南偏东45o,海拔700米。洞口宽约3米,高约2米,深约8米。洞内原放置一具棺木,系当地谢家祖坟,距今约7—8代。后来谢家又将此棺木在洞内原地埋葬,现在调查时,仅见用石条砌成的椭圆形封土堆。编号作为务M1。
在务M1东侧约30米处,有一山洞,群众称为“癞子洞”,洞口正南向,面对简家沟。“癞子洞”宽约3米,高约2米,深约5米。洞口斜坡放有一棺木,其形制亦为汉族习用的“大头山”式。因未作处理,棺内情况不明。
7、铜仁仙人岭岩洞葬
铜仁县茶店区大坪乡穿峒村牟家坡寨西南约200米处,有山名仙人岭。仙人岭高约50米,其下为猪脑岩河,自东向西流去,仙人岭长约80米,西侧有一小溪,名干溪沟,在仙人岭脚流入猪脑岩河,向下流入岑巩纳爱河,再下流入舞阳河。在干溪沟与猪脑岩河汇流处之半山腰,有一岩厦,下距河面约20米,岩厦中放置有一棺木。棺木形制亦与今日汉族习用之“大头山”相似。墓葬已被扰乱,棺木中仅存人骨骼,可见墓式为仰身直肢葬,未见其它随葬品。
此棺木以东约30米处,半山腰有一山洞,牟家坡寨群众在洞中发现有三座墓葬,均有封土堆。
从以上的情况调查,可以看出,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墓葬的分布。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分布在贵州的东北部,即遵义地区东部和铜仁地区各县,与过去调查的黔中和地区的岩洞葬,在分布的地域上,是完全不同的,没有混杂在一起。
②墓地的选择和加工。黔东北地区岩洞葬选择的墓地,均在河边的岩壁上。早期的棺木,多放置在岩洞中,洞口或有用石块垒砌的石墙,高约1米,作为封口。晚期墓葬则利用岩厦或石缝,经人工加工,凿成“匚”形的凹槽,放置棺木,棺木的外侧,亦有用石块垒砌一道矮墙,用以保护棺木者。
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与黔中地区的岩洞葬完全不同,黔中地区的岩洞葬,墓地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天然的岩洞,但不一定都在河边。同时,利用岩洞放置棺木时,对岩洞不作任何加工,亦没有垒砌石墙,保护棺木。
③棺木的形制。黔东北地区岩洞葬的棺木,部分已经朽坏,仅见棺木残片,形制不明,部分棺木的形制,与汉族习用的“大头山”相同,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中,绝不见黔中地区岩洞葬中所用的框架结构的棺木。
④葬式。黔东北地区岩洞葬中,可见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与黔中地区岩洞葬的葬式相同。
⑤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早在明代的文献中,即有明确的记载。
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思南府朗溪司  峒人……人死则置于山峒间。”
“沿河司  冉家蛮……死丧杀牛击鼓哀唱,祭毕安于山峒而散。冉家蛮之名,亦古有之。”
“石阡府苗民司   仡佬……丧葬击鼓唱歌,男女围尸跳跃,举哀而散,亦置之山峒间。”
记载中的思南府,沿河司,石阡府,即今日的思南县,石阡县,沿河县等地,包括了遵义地区东部和铜仁地区,与调查中所见到的黔东北地区岩洞葬分布的地域,是一致的。
记载中的“人死则置于山峒间”、“祭毕安于山峒”的丧葬习俗,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岩洞葬”,也就是我们在调查中所见到的岩洞葬遗留。
根据文献记载,黔东北地区的岩洞葬这种丧葬习俗,最晚到明代时,已开始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可能沿袭使用到解放前夕。其族属有“峒人”、仡佬和“冉家蛮”等。
峒人“即今天的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铜仁地区,其余各地、州、市(县),均有分散居住。今天的侗族,已经没有实行岩洞葬的了,但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从江、黎平等县,解放以前,曾经普遍流行一种“停丧待葬”的习俗,即人死亡以后,将尸体装殓于棺木,停放在村寨外的山坡上,待若干年后,再进行土葬。直至今日,仍有少数村寨中的侗族,保留了此种丧葬习俗。侗族今天的“停丧待葬”习俗,可能就是由古代的岩洞葬,发展、演变而来②。
冉家蛮,即今天的土家族。贵州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铜仁地区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土家族今天都是实行棺木土葬。已经没有实行岩洞葬的了。
仡佬族行岩洞葬,嘉靖《贵州通志》上的记载,是时代最早的,也是可信的一条记载。对峒人,冉家蛮,仡佬等民族实行岩洞葬的特征,并未作明确的记载。在调查中未作清理,部分棺木已朽坏,未朽坏的棺木,又均被扰乱。因此,对黔东北地区岩洞葬的族属,尚难具体辨别。
注释:
①参见拙著:《贵州松桃、岑巩悬棺葬清理记》,《民族学研究》第四辑。
②参见拙著:《黎平、从江等地的侗族丧习》,载《月亮山地区民族调查》547页。
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途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
④何泽宇:《高县岩穴墓及其石刻考》《民族学研究》,第四辑。
⑤黄泗婷:《贵州习水县发现的蜀汉岩墓和摩崖题记及岩画》《四川文物》86.1.
                             (原载《民族调查》之四,1986年)
注:原文后半部分关于黔北岩墓的调查因与本书关系不大,故略去。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50:3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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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石为棺——务川石板墓
石板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石为棺”,所以有学者将之又称为“石棺葬”。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以用材及构筑手法来命名,一是以墓室内有无葬具来命名,相同点是两者都没有离开使用较大石块砌筑坟墓这一基本事实,故本书将这一类墓葬统称为“石板墓”。石板墓在务川地域内分布较广,数量较多,以村为地域单位来计,每村少则十座,多则数十座,粗略统计全县当在百座以上,正如《遵义府志》所说,“郡俗至今尤尚石椁,古风世传,不能以通礼禁之,前代造者,高原陂陀,锄垦雨洗,十九露出,无山无之。”
第一节 类型及营造方式
    务川石板墓构造多样,从墓葬平面结构上划分,可分为廊道型和无廊道型;从墓室数量上划分,可分为双室型和多室型;从砌筑工艺上划分,可分为自然扣合型和浆砌型;从有无墓碑可分为有墓碑型和无墓碑型。
    本文主要从平面结构上来介绍务川石板墓的类型,同时,结合其它几种划分标准,将务川石板墓分为以下四型。
    Ⅰ型  廊道型。由前部分横长方形走廊和后部分数座竖长方形棺室组成,后壁一般无壁龛,仅少数有壁龛。棺室数量不等,主要为夫妻合葬或家族合葬。各棺室只与廊道相连,相互之间以石壁相隔,互不相通。棺室一字排开,同时建造,大小相同,以青石封门,廊道外对应各棺室亦造设封门。特殊者在廊道两端外侧各垒砌“八字”挡土石墙一道,状如屏风。封土堆高大,尾部多与山坡连成一体,气势庞大。此类型如都濡镇杨村叶家湾叶氏先祖墓。
叶家湾叶氏先祖墓,位于都濡镇杨村叶家湾,修建于明末清初。由廊道、棺室、“八字”挡墙、牌楼石四部分组成。廊道正面出露于地表,由八根石柱七道封门及横枋石组成。廊道封门与各棺室封门一一对应。廊道横长8米,内空0.7米,地面镶嵌石板,每块石板规格大致1×0.7米,廊道两端亦各竖立一块大石板。廊顶盖石板,石板大小与铺地石相当。廊道后为棺室,共七间,呈竖长方形,一字排开。每间棺室进深2.58米,宽0.84米,内空高1.02米。两棺壁分别用4块石板错缝竖砌,地面用2块大石板铺地,但铺地石缝绝不与墓壁石缝重合。后壁设台,正中凿“凸”形像龛。封门为整石板。其第三间棺室进深2.88米,较其它棺室长,突出于廊道。东西两侧“八字”挡墙连接廊道处先作一道封门,然后再以自然石垒砌“八字”挡墙。棺室被打开三室,室内见人骨、碎布料,未见棺木痕迹,可以看出为一室一人,仰身直肢葬。石材为当地石灰石,素面无纹,仅作大小尺寸加工,每块石板大小相当。封土高大,形成土丘。墓前有两块墓碑,一块分化严重,字迹难以辨认;一块立于清光绪年间,碑文大致记叶氏先祖从江西迁入务川经过。
其第三室的突出,经考察,确认为单独修建的石板墓。也就是说,是在先修建了该墓后,然后再在该墓两侧横向修建了左4右2六个墓室,并于其外统一修建了廊道。(图一)

图一:正在维修的叶家湾叶氏先祖墓
    Ⅱ型  直封门型。这类无廊道的石板墓最为多见。以大石板砌成竖长方形棺室,棺室一字排开,同时修建,条石为柱,石板封门。棺壁用石板2——3块竖砌。棺顶用大石板封盖。后壁无龛,地面或生土铲平,或铺设石板。棺室数量不等,少者二室,多者三室五室不等,最多可达九室。棺室2——3室时,用一根横梁石压顶。4室以上,则每两间棺室用一根横梁石。横梁石之上盖石板外出10cm左右,形成檐口,然后上覆封土。有的封门、横梁石用石灰浆砌。有的石板、石柱凿刻斜线纹。这类墓葬以三抚庙谢氏先祖墓、磁头坝龚氏先祖墓为代表。
三抚庙谢氏先祖墓。位于正南镇正南村回龙组三抚庙。为当地谢姓村民祖墓,建于明代。坐西向东,占地面积35平方米。石板砌筑墓室,8室,宽0.72米,高0.8米。封门、横梁石用石灰浆砌,石板、石柱上凿刻斜线纹。横梁石之上盖板石伸出8cm左右,形成檐口,其上覆封土,封土残高0.5米。(图二)

图二:三抚庙谢氏
先祖墓
  
    Ⅲ型  二层封门型。与Ⅱ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封门为两层,内层为整块大石板,外层为浆砌石板墙,然后从盖板石、横梁石到封门,从上至下又用三合灰土包裹一层灰浆。这类墓葬以沈家坝陈氏先祖墓为代表。
沈家坝陈氏先祖墓,位于黄都镇丝绵村沈家坝组。明代墓葬5座,东西向一字排开,均为当地陈姓村民祖墓。形制基本相同,仅见墓葬前部,后部埋于土中。墓门有两层,内层为整块大石板,外层或用小石板平直叠砌,或用小砖平砌,石灰浆为料。然后再在墓葬正面从上至下用三合灰包裹一层灰浆。有墓碑的,则显露于外。墓室有3室、4室、6室不等。其中四座有墓碑,2通嵌于墓顶正中,2通散见于地面;两座没有墓碑,盖板石上直接封土。(图三)

图三:沈家坝陈氏先祖墓
    Ⅳ型  墓碑型。与Ⅱ型相比,整体构造趋于复杂化,但墓室构造一致,无明显区别。一是增加了牌楼状墓碑,其修建方法是先于横梁石上横置叠涩条石,然后仿坡屋面盖石板,形如檐口;再于其上修建墓碑,仿四柱三门牌楼状,中间一块石板为墓碑,两侧为素面石板;但墓碑不高,30——60cm之间,有的直接在中间竖立一块石板用两根短石柱夹持作为墓碑。二是增加了八字挡墙,高与横梁石齐,有的挡墙为石块垒砌;有的挡墙为一块整石板,有的做成抱鼓石形。多数封门石板素面,也有保留凿痕或雕刻图案、花纹的封门。这类墓葬主要有官厅谢世明墓、坟堡石板墓。
    谢世明墓,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明洪武初,谢氏为务川县土百户。谢世民,生卒年月不详,字霖雨,世袭土百户职,死后葬于官村。该墓建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坐北向南,占地约12平方米。墓门上刻铜鼓图案,正中嵌墓碑,抱鼓形“八”字挡墙。
坟堡石板墓,位于正南镇同心村石步丫,共3座,修建于明代。墓面宽3——4.5米。石板砌筑墓室,墓室进深约2.5。墓顶土封。墓室有3室、4室,墓室正上方嵌墓碑。(图四)

图四:坟堡石板墓
    不管是那种类型的石板墓,多以二室、三室为主。笔者调查发现有四室、五室、六室、七室、八室、九室的,但几乎不见仅一个墓室的。廊道型石板墓较少见,无廊道的占到绝大多数。早期石板墓修建具体年代, 目前尚难确定。后期有墓碑记载的,以明中期邹庆墓为最早,以明末清初叶家湾叶氏先祖墓为最晚。
通过墓碑所记年代以及与后期墓葬如清代花坟的对比,可以看出石板墓经历了直封门型向牌楼状墓碑型发展的趋势,其间产生的二层封门型和廊道型,是直封门型的流变。
务川石板墓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多数石板墓都有明确的后代子孙,一些墓葬还有具体的人名,当地村民多认其为祖先的坟茔,每年清明还有人上坟挂“清纸”。
    二、石板墓所用石材均为本地所产石灰石。有的石面上残留凿痕,估计为处理风化石面而凿。用料巨大,横梁石重量少则数百斤,多则上千斤。石料加工讲究,形状方正,有的还作出了榫、卯结构,利于修造。
    三、封土堆高大,从坟头向后延伸,与山坡连为一体。墓葬正面显露于地表,石质封门如同进入山体的道道门扉,让人遐思无限。
四、多为家族合葬或夫妻合葬墓。
第二节  源流与族属问题的探讨
    一、石板墓的源流问题
     20 世纪40 年代,德国人鲍克兰在贵州普定进行仡佬族调查时,将当地人称为“仡佬坟”的墓葬,定名为“石板墓”,1可算作是对贵州石板墓的正式定名。
最早对石板墓葬进行清理发掘,是在1950年代,当时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羊昌河沿岸发掘了3座宋代石板墓。1965年,又在平坝马场清理了6座宋明时期石板墓。1972年,何凤桐、李衍垣两位老师在清镇干河坝清理发掘了84座石板墓,并认为这类用石头筑墓穴,以石室代棺而不用木棺的葬法,即可名为“石棺葬”;同时认为,这类墓葬是清镇、平坝、安顺一带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葬俗,直至明代,延续时间达五六百年。
清镇干河坝石板墓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石室墓,修墓石材,除少数略加修整外,绝大多数仍保留自然石面。墓壁用条石干砌4——10层不等,有平直迭砌和叠涩起砌,但未见任何粘合料,墓顶则用较大的条石横盖。个别墓仅用大石板数块拼成,更似石棺。共有四型:长方形石砌生土底墓;长方形石砌墓;刀形石砌生土底墓;石板拼砌长方形墓。2
    从现有考古材料看,务川最早用石料建造墓葬见于东汉时期。务川沙坝石室汉墓发现于1980年代,该墓为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墓室和甬道均用石块砌筑。所用石块大小不一,一般长0.25——0.65、高0.25——0.3、宽0.2米。砌面及墓室面较平整方正,无明显的修凿痕迹,向外一面则凸凹不平,为自然石面。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可能在桓、灵时期或稍后。该墓由于不见人骨及葬具痕迹,故其葬式不清,难以确定是否即为石板墓。
   务川濯水镇长坝石棺葬与清镇石棺葬中“用大石板数块拼成,更似石棺”的个别墓葬几乎完全一致。该石棺长方体型,长2.4米、宽1.2米、高0.6米,仿当地八合木棺形制,由底板石、盖板石、左右棺壁石、前后挡板石共六块石板扣合而成。石材为石灰石,素面无纹,石上苔藓密布,藤萝缠绕。该石棺虽无确切文字记载,但从石棺受侵蚀程度及与邻近清墓的对比来看,估计年代也不算晚。(图五)

图五:长坝石棺
    李飞先生在其《试论贵州地区“石棺葬”的分区与年代》一文中,将石棺葬分为“黔中区”和“黔西南区”,并提出:“似可认为黔中区“石棺葬”受到了该地区东汉中期以来流行的券顶石室墓一定程度影响,只是墓葬形制渐趋简化,墓顶由原来的券顶演变为平顶,墓葬规模小型化。”
    笔者比较认同李飞先生的说法,石棺葬极可能是受到东汉中期以来流行的券顶石室墓的影响而形成。李飞先生将贵州石棺葬仅分为“黔中区”和“黔西南区”,似还应当包括黔东北一带多墓室石板墓。
    二、石板墓的民族属性
    石葬是一种原始古老的葬俗,《四川丧葬文化》的作者霍巍认为,石葬大致有石板墓、大石墓、石棺葬等类型,三种墓葬都是西南夷的文化遗留。其中石棺葬族属主要为当地土著的夷系民族,年代为大约上起春秋战国,下至西汉后期,个别地区下限延续到东汉时期。大石墓族属为邛都族,上限至春秋早期,下限到东汉初年。石板墓族属为濮族某一支系,年代为战国至西汉中期以前。
     西南夷是秦汉时期对生活在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统称。司马迁用亲历西南地区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系统地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情况:“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徒,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陇最大,其俗或士著,或移徙,在蜀之西。……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3
历史上,清镇、平坝至安顺一带,是多民族地区,文献资料记载的少数民族有“青苗、花苗、蔡家、仲家、仡佬、马蹬龙家”等。4三国至宋,该地为彝族先民所建的罗殿国统治。清镇石棺葬与川西南石棺葬形制基本一致,而且两地民间对石棺葬都有“板岩葬”的称呼,似可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对石板墓的研究,贵州学者也有自己的见解。
李飞先生通过结合文献中各族群的风俗习惯及墓中随葬品的论证,认为:贵州石棺葬与历史上的马蹬龙家、仲家、苗、仡佬等少数民族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5
    何凤桐、李衍垣两位先生同样从民族资料和墓葬随葬品的分析,认为清镇干河坝石棺葬属于苗族或仡佬族的墓葬。6
席克定先生从文献记载的考订、葬俗的不同和佩戴的随葬品, 推断清镇干河坝石棺葬的族属为苗族。7
虽然没有确切文献资料记载仡佬族行石板墓,但民族学者在仡佬族聚居地的民族调查,却反映出仡佬族是石板墓的主要使用者。
    据1940——1941年德国人鲍克兰在安顺弯子寨的调查,弯子寨又叫仡佬寨,当时有35户仡佬族,属于披袍仡佬。“在一片陡峭的荒山脚下的峡谷中有一大片坟地,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汉人称为仡佬坟。还有两个废弃的坟地,一个在安顺东边靠近弯子寨,一个在普安路旁,据说也是仡佬族的。已迁至普定的仡佬族在清明节还要前往坟地扫墓。”8这段文字是鲍克兰的调查记录。后来,一些民族学者在弯子寨调查,看到鲍克兰所见被称为“仡佬坟”的古墓,原来就是石板墓。
上世纪80年代,务川县进行民族识别时,调查采访的镇南乡红卫村(现镇南镇镇南村)84岁老人谢昭明说:“我们谢姓起祖于水行元,现在又叫‘鬼仡佬’,我们的祖坟与众不同,他们是撮箕形,我们是石板墓,他们是汉族,我们是仡佬族。”当年谢昭明老人所说的石板坟就是三抚庙谢氏石板墓。9
笔者调查的谢世民石板墓,建于明天启二年(1621年),墓碑风化严重,依稀可见“世袭土百户”字迹,墓门刻太阳芒纹铜鼓图案。《思南府志》、《务川县志》载:明洪武初年,谢复隆任婺川县主薄,谢政弼,洪武二十五年任思南千户所百户,世袭至清初始废。据史料记载,唐有东谢蛮,居于牂牁。有专家考证,东谢蛮与今之仡佬族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或为仡佬族先民之一支系。务川《谢氏族谱》记,官村谢氏是东谢蛮后裔,谢世民墓上所刻太阳芒纹铜鼓即为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权力象征。镇南铜鼓溪谢氏的石板墓是典型的仡佬族墓葬形制(务川1980年代民族识别时曾作为仡佬族重要的田野考察实证材料),可见谢氏的土司身份是仡佬族。
有的石板墓就在寨子里或村民房屋边,村民也常常把墓室用作储放农具、草木灰的场所,很亲近自然的使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通常坟墓都是让人产生鬼、死亡等恐惧意识的符号,而只有在对待自己亲人的坟墓时,才不会有恐惧心理的产生。因此,如果对石板墓没有文化心理、民族心理上的认同,人们是不可能很亲近自然的去靠近它使用它的。
    翁家烈先生在思南县仡佬寨的调查,也了解到生基石板坟是仡佬族的墓葬,但墓葬确切时间不清。10他在《道真仡佬调查》一文中将石板墓认定为仡佬族墓葬,并对仡佬族修建石板墓的仪式进行了记录。原文摘录如下:
石板墓的建造有着严格的仪程。首先请石匠师傅择日开石。开石之前用公鸡一只及红布一尺二寸及香烛纸肉耙豆腐等于石山处敬献山神。祭时, 石匠师傅掐鸡冠使之流血, 祷念后将血滴水碗中以验吉凶(血滴分散表示凶, 石匠会受伤, 主人家子孙会散败; 血滴不散, 表示开石将顺利, 主人家子孙繁衍)。祭献毕, 由石匠师傅破石, 再由众徒弟下石料(取石板),鸡、布归师傅所有。石板备好运至墓地斜放着(不能直立, 亦不能平放)。嗣而择日破土立墓, 仍以上述祭况; 献土地神, 由长子跪地挖三锄, 方由石匠将底下两块石板铺好, 再立左、右墙石, 最后上顶板、封门, 供品由小孩分食。
    从上述资料来看,石板墓族属最大可能还是仡佬族,或早期以仡佬族为主,后期多民族共用的墓葬。
第三节 石板墓的衍生问题
    石板墓从葬地选择、葬式安排等都具有一定的特点,由此衍生出的墓葬与村寨、与环境等问题值得关注,也是我们研究石板墓的应有之义。
    一、石板墓的风水要求
    石板墓多坐落于平缓坡地中部或坡脚,背有靠山,前有溪流,视野开阔,环境秀美,从传统风水的视角来看,石板墓墓地都有一定的风水要求。
    镇南三抚庙谢氏石板墓,所处回龙坝子地势平整,阳光充足,河流顺山蜿蜒东流而出,两山植被葱郁。坝子里有石头数峰,形如水牛,故该处被称为“一绳(读作suó)牵九牛”。“一绳”指窄溪沟河流,“九牛”指形如水牛的九块大石头。牛一直是农耕时代的大牲口,牛的多寡是财富丰盈与否的象征。一条绳子能够拴住九头牛,可想而知,这一绳栓得多么牢固,又拴住了多少的财富。所以,“一绳牵九牛”历来被当地风水先生认为是好穴。坝子东西两座山脉,俊秀葱郁,山势逶迤,海拔逐渐抬升,坡地层次分明,两座山脉围合于坝子南面。坝子中部靠前有一座圆润的小山丘,坡地平缓,形状秀美。再加上一条蜿蜒灵动、清澈透明的小河流,整个坝子地理环境形状的女阴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龙势必得阴阳雌雄媾会之处,而始成胎,认气者所当审也。”11三抚庙石板墓前有案山,后又来龙,左右护山,当坝地势开阔,视野良好,有山有水,生气勃发,属于传统的风水宝地。故“一绳牵九牛”的回龙坝子历来被务川谢氏家族认为是其龙脉之地,备受崇敬。
沈家坝陈氏先祖墓,坐落于沈家坝寨子后。沈家坝属于山间坝子地貌,山青水秀、地势平缓、森林茂密,百禾小河至寨东而来,纸厂河沟从寨西顺山而下,两河于寨前汇而为一,南流出境。陈氏先祖墓背靠仡佬寨大山,其山来脉悠远,起伏蜿蜒,生气勃发;前以岩上为案,苦竹台、雷公坪为水口山;汇聚生气的水龙——百禾小河、纸厂河沟宛如玉带,环抱左右;墓地前一片绿野平畴,极目处青山逶迤。从整体地理环境来看,天池有山有水,且山势、水势极佳,是传统风水意义上“山环水抱、屈曲有情”,充满生气的理想形局。(图六、图七)

图六:传统风水选穴图       图七:沈家坝风水形局图
二、石板墓与村寨起源
考察石板墓,发现这些墓葬多与附近村寨距离不远,最近的就在村子旁,最远的也不过一、二千米,显示出石板墓与村寨的某种文化联系。仅举如下几例。
墓葬名称
数量
附近村寨
距离(米)
叶家湾叶氏先祖墓
1
叶家湾
村子旁边
池头坝石板墓
1
池头坝
村子旁边
沈家坝陈氏先祖墓
4
天池
村子旁边
三抚庙谢氏先祖墓
2
回龙
800
石步丫石板墓
3
三家田
1000
池水申氏先祖墓
3
池水
1200
乐居石板墓
2
乐居
1000
石板墓多与附近村寨起源有直接联系,其墓主多为村寨的起始祖先,清明节还有人会去扫墓挂“清纸”。这些最初只有2、3户的小寨子,经过数百年繁衍生息,都发展成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多个村寨,在相对集中的一个地理环境内聚族而居。而这些与石板墓相邻的村寨大多环境优美,水源条件好,光照充足,土地平整,适宜农耕生产,具备人类生产生活、繁衍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应当也是当初这些石板墓墓主选择在这里定居的主要原因。
(一)、石步丫项姓村寨的起源。
石步丫地理环境为典型的山间台地地貌,西靠陡峭高大的长生岩,北临马棚岩百尺断崖,东侧山坡连绵起伏、崎岖难行,仅有南面坡势稍缓,为入村主道路,石步丫小环境具有较强围合性。由于台地处于东南坡,光照良好,植物繁茂。加之土地平整、肥沃,水源条件好,属于理想的人居小环境。
    当地村民口传,项氏于清初迁入此地。一说项氏先由四川长寿县迁到德江县红岩子再迁到石步丫,与坪上王姓联姻,项、王一共十二弟兄赶走了原住在石步丫的黄、彭、王三姓,落户于此。又说有一女子是张、金、项三姓共同的老祖婆,在此养育后代,因为是三家共同住的地方,所以被称为“三家田”。发展至今,石步丫有项姓村寨花院子、老院子、三家田三个村寨,人口近500人。
    两个传说比较,显然“三家田”的传说比“十二弟兄”的传说要早。而且关于异姓共老祖婆的传说,在其它姓氏中也有。如申邹二姓共老祖婆的传说几乎与此相同,这种共老祖婆的传说,实际上是人类母系社会的一个远古印记。
三家田村子前有一块狭小的坝子,名坟堡,三座石板墓坐落其间。如果依据三家田的传说,三家田应该有更早的人群居住,但我们调查发现的明代石板墓就是三家田最早的墓葬了。这三座石板墓,一座墓主姓李,另两座墓主不清。不足万平方米的坟堡,分布着清乾隆至清末宣统时期二十余座项氏家族墓,可见项氏最大可能是清中早期来到石步丫的。因此,三家田的建寨时间应该是以三座石板墓的墓主时期为准,而不是后期迁入的项姓。从三家田地名的命名方式与三家田遗存的三座石板墓之间的蛛丝马迹来猜测,这三座石板墓的墓主很可能就是三家田村寨最初的居民。(图八)

图八:坟堡石板墓
(二)、沈家坝陈氏村寨的起源。
“虽无松竹之盛,亦免风雨之忧,依然烟火成村矣。落成后种花养鱼,而山林泉石间颇得桑者之闲,闲将歌于斯,乐于斯,聚族于斯,是盖天故安排,桃源洞天以终老秦人也,岂偶然哉!”修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沈家坝陈氏民居主人陈南春在其建房碑文中,这样描述了自己居住的村子——天池的美景。确实,天池的地理环境较之石步丫更为理想,山明水秀,阳光充足,土地平整,属于理想的人居环境。
天池的来历,有一个神奇的故事。传说当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其后人逃至沈家坝,暂住下来,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再继续逃亡。暂住下来后,每天早上都看见家里的牛浑身湿漉漉的,满身泥巴,人们感到很奇怪。于是,晚上偷偷去观察,才发现原来是牛跑出来在和水塘里的犀牛打斗。犀牛出现,必是祥瑞之地,于是大家便定居下来。将犀牛出没的水洞称为“天池”,并以此为村寨名。后来,陈姓在此繁衍生息六、七百年,瓜瓞绵盛,形成了一个围绕天池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方圆十里内建成了老院子、岩上、苦竹台、水井湾、大田堡、上村、上院、粽子院、桐梓堡、杠头坝等十一座以陈姓村民为主的村寨。
陈氏先祖墓位于天池塘之后,其构造与县内其它石板墓最大区别在于有两层封门,内层是整块大石板,外层先浆砌石板墙,然后从盖板石、横梁石到封门,从上至下又用三合灰土包裹一层灰浆。这种浆砌、两层封门的形制,应当属于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结果。五座墓葬在同一坡地一字排开,形制基本一致,属同一家族的墓葬无疑。其中仅一块残墓碑上可见“嘉靖甲辰六月”的碑文,嘉靖甲辰年为1489年,这应当是陈姓迁入沈家坝的大致时期。
至于天池陈姓村民是否真为元末大汉皇帝陈友谅后裔,历史无可考证,但其有可能是明初从江西移民而来却可能是真的。第一,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当时占据的地区主要就是江西、两湖地区,并建立了大汉政权。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死于流矢。假定沈家坝陈姓真与陈友谅有一些瓜葛,其败军从江西流落至贵州,比较符合当时的实情。第二,如果沈家坝陈姓属于正常移民进入沈家坝,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明朝初期政府主导的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对中国人口分布的影响最为深远。“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以致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12。这样的移民大潮中,陈姓从江西移民迁入沈家坝,是完全可能的。陈姓在明初移民进入沈家坝,而四座陈氏先祖石板墓,当属陈姓进入沈家坝的始祖墓。
    (三)、池水村寨的起源。
据池水石板墓旁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申氏先祖墓碑所记,池水申氏七世祖由大坪火炭丫迁来池水。因此,池水村寨为申姓修建,这是确凿无疑的,但建寨时间只能依据以下两则材料推测。
1、《龙潭申氏族谱》(道光手抄本)记载,务川申氏始祖申世隆于元末明初任务川三坑巡检,卸职后卜居于火炭丫(今务川县大坪镇龙潭村后寨)。龙潭申氏家族在明代产生了一位名人——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祐。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申祐生于洪熙元年(1425年),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族谱》记申祐为龙潭申氏第四代。那么,池水申氏七世祖就应当在明正统之后百年期内,当属嘉靖——隆庆时期。如果再考虑属于正当的人口分支,其必当是已经成家立业的人口,所以,可能的情况是池水申氏迁入池水在明中晚期的时候。
2、池水有一座木构建筑,当地称为“官厅”,传说官厅为申秋芳所建。官厅有“科甲先声”木匾一块,此匾为时任务川知县马某在申秋芳入贡三周年之际祝贺而制。上述申氏先祖墓碑记录申秋芳为池水申氏第十世,据此,可以推测申秋芳的历史年代大致在康熙年间,而申秋芳为池水申氏第十世,与迁入池水之申氏始祖仅三个世代,可见池水申氏大致是在明中晚期迁入池水的。
这样看来,池水的三座石板墓应当是申氏迁入池水的第一批墓葬。
三、石板墓的袝葬性质
袝葬,即合葬,亦谓葬于先茔之旁。《礼记·丧礼小记》:“祔葬者不筮宅。” 孙希旦集解:“祔葬,谓葬於祖之旁也。”祔葬墓是以一人为主,其他人从属,多人共用一墓的一种墓葬形制。13祔葬墓是家庭墓葬的特殊形式。
专门设置祔葬墓室的墓葬从汉代开始逐渐流行,后来成为广泛流行的一种埋葬形式。袝葬墓的流行,是以中国社会的主流形态——小家庭的大量产生为基础的。所谓小家庭,即父子两代的核心家庭。当小家庭成为生产生活和财产拥有的基本单元时,以血缘为中心体现出来的家庭观念及其维系的重要,就成为了袝葬墓产生的文化心理。因此,多人同葬一墓,前提就是入葬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这与传统的“生相近,死相迫”的观念也是相近的。
务川多墓室石板墓,属于袝葬墓的一种。按齐东方先生在《祔葬墓与古代家庭》一文的划分,祔葬墓的形式有四种,即原建、扩建、专门、临时。务川目前调查发现有扩建和专门修建两种。专门修建属于预先估计有多少人入葬,精心设计、一次性修建而成,务川石板墓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类型。如石步丫坟堡李艾盛墓,共4室,其石材大小整齐统一,石面作简单凿除风化石质的处理,4座墓室均为石板两两扣合砌筑,显系同时修建,入葬者为李艾盛夫妇及李梁氏等共4人。扩建是在原有墓葬旁边修建新墓,新旧墓葬连为一体。叶家湾叶氏先祖墓属于这一类型,其第三室叶禄墓,为最先建造的一座墓葬,然后紧邻该墓的东、西两侧分别修建了2室、4室墓室,然后统一修建廊道,从外观看形成了整体的一座墓葬。如果不进入廊道,则无从窥测其中奥秘,该墓共入葬叶氏家族叶陈氏、叶王氏、叶杨氏、叶尚氏等共7人。务川石板墓多为夫妻或夫、妻、妾同墓,五室、六室以上的则加入了直系的父辈、兄弟辈、孙儿辈,建墓者享有居中位置的墓室,然后按照死者的先后逐次入葬。(图九、图十)

图九:叶家湾叶氏先祖墓第五墓室

   图十:叶家湾叶氏先祖墓廊道
    石板墓越至后期,墓室越少,反映出大家庭逐渐向小家庭过渡的趋势,也表明越至后期,社会小家庭成分的增多。这个由大至小逐渐转变的过程,是以经济基础的提升为前提的。务川在明清时期,因为朱砂资源的丰富,经济较为发达,明·嘉靖《思南府志》中有所记载:“务川有坑砂之利,商贾辐辏,人多殷富……”。12经济的繁荣,对当地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带来了较大的变化。对此,该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郡西北者,若务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皆同。唯在官应役者为汉语。”“今人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这是言语方面的变化;“素所服习垂髫之俗,悍劲之性,靡然变易矣。”这是服饰、民族性格方面的变化;“郡旧有蛮夷、佯偟、仡佬、木摇数种,疾病则信巫屏医,专事祭鬼。”“此类唯来耙、公鹅、王木桶等处为然,余皆信医药,晓道理,无异中土也。”这是医药科技方面的变化;“夷、佬渐被德化,俗效中华。”这是生活习俗方面的变化。
这些变化必然也会促进家庭结构的变化,封建家长制大家庭向更具活力小家庭过渡是历史必然。这种家庭结构的转变,体现在石板墓上,就是九室、八室等多墓室石板墓逐渐减少,二室、三室石板墓的逐渐增多。
总之,石板墓是当时经济社会的真实反映,是以血缘为纽带构建的大家庭观念下的历史产物。其后期的发展,至清代中晚期,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墓葬景观——花坟。
参考资料:
1、8《贵州仡佬族的历史和现状》,法国鲍克兰著,王文华、方鹏均译。原文收录于《仡佬族百年实录》。
2、《贵州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3、《史记》,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岳麓书社,2012。
4、《黔南识略》,爱必达著,杜文铎等点校,1992。
5、《试论贵州地区“石棺葬”的族属与源流》,李飞著,《四川文物》,2010年02期。
6、《贵州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7、《贵州清镇、平坝宋墓族属试探》,席克定著,《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04期。
9、《仡佬族百年实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翁家烈之《铜仁地区三县仡佬族社会历史调查拾零》。
10、《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务川自治县民族志编写组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文件汇编之《务川县人民政府关于恢复部分群众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结果报告》(务府报【1984】13号)。
11、《灵城精义》南唐何溥著。
12、《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3、《祔葬墓与古代家庭》,齐东方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05期。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5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龙潭民族文化村
第五章 死之繁华——务川花坟
    花坟是由石板墓演变而来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明晚期开始出现简单的仿牌楼状墓碑形制的石板墓,如第四章的叶氏先祖墓、谢世民墓。第二期,清初期——乾嘉时期,基本承前期的形制,墓碑文转移至墓门档板石,墓碑造型简朴。墓室数量逐步减少为1——3室。第三期,清道光——宣统,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仿牌楼状墓碑的修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三楼、四楼及带院墙石牌坊的多种类型,雕刻繁复、精美,气势灵动、高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坟”。
第一节  墓葬形制
   
    务川县内花坟数量多,分布广,形式多样,构造丰富,尤以镇南、砚山、分水、浞水、茅天、蕉坝等北部乡镇的数量及建造工艺为最。
花坟的建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后人对先祖墓进行修缮,竖立墓碑,俗称“包坟”。另一种形式是死者生前所建,墓主自称“生茔”,俗称为“生基坟”,此类花坟根据预计入葬的人数,修建2——3个墓室,有陪葬品的,放置于墓室之下。生茔入葬者多为夫妻或夫妻妾合葬。也有兄妹或兄弟合葬,如田太昆子女合葬墓、后湾申氏兄弟合葬墓。
不管是包坟建造的花坟还是生基花坟,其区别主要在于墓碑形制的不同,笔者根据调查掌握的资料,现将其分为以下六型。
    Ⅰ型  三重檐壁龛式,此类型为最多。
    一层檐楼为仿四柱三门,或三柱二门。门柱浮雕龙、凤鸟、缠枝花卉等图案、纹饰,或刻写墓联,柱础为鼓型。上枋石多为整条石,雕刻二龙戏珠或八仙寿星图,以宝珠、骑鹤寿星居中,也有做成分段枋石的,每门一枋。底枋石为整条石,刻蔓草纹、祥云纹、万字纹、连珠纹,有的在明间墓门造设台阶。屋檐石为整石做成,雕刻出瓦垄、瓦当。墓门挡板石遍刻花卉、动物、几何等图案、纹饰。
    二层檐楼为壁龛式,居中一块壁龛挡板石,为墓碑,刻写墓主姓名、生卒年月及建墓者姓名。挡板石左右两侧各置放石狮一座,半蹲式,头部相向而对。也有设为两方壁龛,正中石柱多雕刻成羊、狮子、麒麟等动物雕像或雕刻花卉纹饰,挡板石左右两侧置半蹲式石狮各一;中间石柱雕刻狮子的,两侧不再雕刻狮子。两方壁龛挡板石为墓碑记。壁龛外侧对称安置鳌鱼雕像各一。
    三层檐楼为壁龛式,挡板石上刻写墓向。外侧为鳌鱼图案石,或鼓形石。清末民国时期,挡板石上浮雕如意一柄,上刻墓主神位。
三层檐楼之上为碑帽,呈“山”形。居中为“一团和气”人物、阴阳鱼或骑鹤寿星雕像,两侧为鳌鱼雕像。
    三层檐石的面宽长度自下而上逐层收分,形成上小下大,平面呈尖状的结构形式。
有的雕刻图案用朱砂、靛蓝、石绿等矿物颜料加以彩绘,显得富丽堂皇、气象万千。(见图一)

图一:茅天镇向必富、向田氏夫妇合葬墓
Ⅱ型  四重檐壁龛式,该类型为Ⅰ型的改进型。一层檐楼为仿四柱三门,但明间墓门高于两次间墓门,延伸至二层檐楼檐口之下,墓门挡板石上刻写墓主人姓名、生卒年月及建墓者姓名。两次间各置屋檐石,墓门挡板石上刻花草、人物、瑞兽等图案。二层檐楼壁龛挡板石浮雕为书页状,其上刻写墓主人生平或颂德之词。其它部分与Ⅰ型同。图二

图二:茅天镇田聂氏墓
Ⅲ型  三重檐牌坊式,严格意义上来说,此类型也属于Ⅰ型的变型。不同之处在于二层檐楼的明间部分高于两次间,延伸至三层檐楼檐口下,两次间形成两边楼。整体上是一楼为通檐楼,二楼、三楼为仿牌楼。图三

图三:镇南镇项梅波墓
Ⅳ型  四重檐牌坊式,与Ⅲ型基本相同。构造上以二层檐为横中轴线,通檐楼。其下一层檐楼明间高于两次间,直抵二层檐楼檐口之下。其上三层檐楼明间高于两次间,直抵四层檐楼檐口下,四层檐楼呈一高一低、错落有致的叠落立面。图四

图四:泥高乡申一万墓
Ⅴ型  六柱五门五楼牌坊式,较为少见。明间墓门挡板石为墓碑记,横刻“流芳百世”、“万古千秋”等吉语,竖刻墓主姓名及生卒年月。小额枋刻花卉、人物等图案。花板石上横刻墓向,并浮雕一柄如意,上刻建墓年月。檐顶为碑帽,“山”形,刻鳌鱼、人物雕像。两次间墓门挡板石上刻墓主生平,折柱花板石上刻颂扬墓主之语。大额枋石之上为花板石,刻颂德之语。两梢间墓门刻写墓主生平,额枋石之上为花板石,刻写吉语、颂德律诗等。“八”字挡墙,抱鼓形。该墓主要构件关系为:明间小额枋、次间大额枋、梢间檐楼石为同一水平线,梢间小额枋上皮与次间小额枋下皮水平,高及梢间檐楼石。该型墓碑体量较大,雕刻精美,每块石面均作装饰,尽显雕刻之繁复、艺术之精美、匠意之独特。图五

图五:濯水镇覃世位墓
Ⅵ型  三重檐圆形墓,该型仅见一墓,位于焦坝乡新茶村,墓主高氏,建于清咸丰三年(1854年)。该墓为二柱一门三重檐圆形墓,用圆形料石砌筑而成。一层檐为圆形,墓门柱分别雕刻降龙,墓门挡板石刻墓主姓名、生卒年月及建墓者姓名。二层檐仿四柱三门三楼牌楼式,平面亦呈圆弧形。明楼花板石上刻墓向,明间无柱,仿“八”字形构建,“八”字石面刻花草纹,其底部分别雕刻一座石狮,头部相向而对。明楼上碑帽为鳌鱼人物雕像,碑帽中间部分为“一团和气”人物圆形雕像。两侧为鳌鱼雕像,两龙头相向而对,咬合“一团和气”雕像,鱼尾弯曲高扬。边楼平板石上刻吉语。图六

图六:蕉坝乡高氏墓
    同时,花坟多建有石牌坊,多数为二柱一门四楼,檐楼从上至下依次为明楼、两边楼、一层通檐楼。明楼上部为鱼龙人物雕刻石,匾额多有题刻。牌坊上或雕刻人物、祥瑞花草、动物等图案,或刻写吉语,不一而足。
    如泥高乡青平村申一万墓石牌坊,为二柱一门四楼,檐楼庑殿顶。正反两面均有雕刻。门柱正面与抱框做成内凹的圆弧形,上刻墓联。额枋上浮雕一块匾额,其上刻写“千年藏室”。一楼檐枋刻二龙戏珠,明楼折柱刻柱联“华表万年栖鹤聚,佳城千载启宏图”,花板石上浮雕一柄如意,其上刻写“鹤翔云聚”。两边楼花板石各浮雕一柄扇子,其上刻写吉语。牌坊背面檐枋上高浮雕双狮戏绣球,明楼折柱刻墓联,花板石上刻“**承鸾”。边楼花板石刻“福”、“禄”二字。
    也有仿八字朝门修建的三楼牌坊式,如焦坝新茶村高氏墓牌坊,两边八字墙为边楼,挡板石上雕刻了宝剑、云板、鹿衔灵芝、犀牛望月、平安、福在眼前及二十孝之芦衣顺母、卧冰求鲤等图案,两边柱各浮雕一条降龙,檐楼上置鳌鱼雕像。明间门柱刻“山水千秋长鸿雅,子孙万吉永富荣”,额枋石上雕刻八仙骑鹤寿星图,匾额刻“人文蔚起”。该牌坊鱼尾飞扬,生机灵动,八字牌坊的构造手法别具一格。
    还有两层檐楼牌坊式,檐楼两层,二柱一门。如茅天大院子向田氏墓地牌坊。一层檐楼仿庑殿顶,四条垂脊分别放置一件鳌鱼雕像如同行什。正脊两端也各置一鳌鱼雕像。六件鳌鱼雕像在平面形成“米”字的形状。二层檐楼仿庑殿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鳌鱼雕像,脊正中置宝瓶。整座牌坊造型生动,各件雕像交叉透视,立体感强烈,九件雕像的数字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此外,还有一层檐楼牌坊式,二柱一门,一层檐楼。如焦坝徐氏墓牌坊,二柱一门,门柱两侧各仿造裙板,上刻花窗,下刻裙板图案。檐楼宽厚,仿庑殿顶,脊上置鳌鱼雕像。外设两根廊柱,柱上分别雕刻降龙一条。见(图七、图八)

图七:蕉坝徐氏墓朝门

图八:濯水镇长坝古墓牌坊式朝门
第二节  产生背景
    花坟的产生,有其历史的背景,是在当时经济、文化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丧葬文化的风尚。
    清早期,直至雍正乾隆时期,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防范心理极其严重,防范手段也极为严格,政治气候肃杀,政府管理严厉,各种礼制规定的遵守要求严格,稍有不慎,即有稽越犯法之嫌,民众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自然是以小心谨慎为好。按清制,士庶人“茔地围二十步,封高六尺。墓门石碣,圆首方趺。圹志二,如官仪。”1所以这一时期的花坟均体量不大,雕刻不多,显得简洁朴素,图案纹饰也不见龙、凤等动物。这种简朴的风格,在同一时期的民居建筑上也有反映。此时期的房屋建筑普遍显得低矮、空间狭窄,门窗装饰朴素,雕刻以几何纹、简单花草纹等为主要内容,绝不见后期所谓“高门大户”的气势和造型。
    进入清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激烈。随着嘉庆年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道光二十年与英法联军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短短数十年之间爆发的这几次大规模战争,大大削弱了清朝的政治统治能力。同时,在西方文化的传播下,世俗化更加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务川人申绍伯说到清咸同年间务川的衣服着装时是这样描述的:“城市乡村,率多布素。绫缎羽毛,士夫服焉,乡间闲有之,不具也。葛布,夏布,胥自江、楚来。纱罗颇少。冬裘多,用黑白羊皮,猞猁狼狐,购者亦仅数。十年前,胥隶华糜相耀,服饰轶于士夫,府县严加诫束,此风稍戢。”2同样,墓葬的风格也随之一变,从简洁变为繁复,从矮小变为堂皇,从朴素变为富丽,最显著的变化是墓石雕刻内容中出现了大量的龙纹、凤纹。
    这其中,又以咸同年间的花坟表现最为突出。是这一时期经济更为发达了吗?恰恰相反,这一时期是黔北处于战争动乱的年代。黔北号军起义,主战场即在务川、德江、沿河、思南、凤岗、正安等县市区域内,黄号军胡黑二、白号军刘义顺此起彼伏,战事绵延十余年,务川县城也两度陷落。战争的动乱造成人口减少,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那么,为什么反而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花坟得到了最为写意的彰显呢?实际上,在战争的冲击下,政府管理能力也随之下降,统治权力的威信被大大削弱,在等级向往,财富夸耀的心理冲动下,花坟的匠意营造也就应时而生了。
    建造如此精美的花坟,没有一定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花坟墓主人所具有的财富,至今仍然是人们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的故事主题。
    茅天镇大院子向天麟墓,修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其雕刻精美,墓碑石上遍刻卷草纹、云纹、回纹、福寿字纹,墓门上刻祥瑞花草,寓意平安的瓶、案以及官员的雀翎,并以朱砂、靛蓝、石黄等矿物颜料施以彩绘,整座墓给人以华丽富贵的气度。
    当地向姓相传,墓主人向天麟是大户人家,与田洪前、邓士林三人比财富。田洪前谷子多,邓士林巴山豆多,向天麟豆子多,三人商定把各自的粮食装在背篼里,从家门口一背篼挨一背篼往县衙门登,结果只有向天麟的豆子登拢了县衙门。于是人们说“向天麟的豆子,田洪前的谷子,邓士林的巴山豆”,还是向天麟富裕。清咸丰三年(1853年),向天麟还因为向政府捐粮捐钱,被皇帝钦命赐为“义民”,知县蒯朋奉命送“义重乡国”木匾一块,可见其财产之富。
泥高乡青坪村申一万墓,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四柱三门三重檐仿牌楼墓碑,墓正面高6.2米,面宽4.2米,墓体长5.1米,以方整石垒砌墓墙,墓地宽8.2米,进深17米。正前方墓墙建有石牌坊一座,二柱一门四楼。墓地原建有木构房屋一栋,庑殿顶,下覆整片墓地,屋顶四面出墙,早年已毁。
申一万(公元1801年—公元1867年),也是当地富户,与大岩门一姓卢的富户和石步丫一姓项的富户,共称为“申一万、卢百万、项八千”。据传项八千与申一万比富,项八千用背篼装干谷子一背挨背登拢了县大堂,申一万则用背篼装巴山豆登拢了县大堂。巴山豆产量少,谷子产量多,所以人们认为还是申一万要富裕得多。项八千的墓同样修造精美,项八千本名项文焕,其墓志记载,项八千在香港、广东一带做生意发财。
茅天镇石龙田洪贤墓修造同样精美。传说田洪贤以前很穷困,后来田洪贤的女人捡到银子发了财,田洪贤用这些银子做资本,开始跑涪陵、重庆做生意,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财主。田洪贤热心公益事业,积善积德,以石龙为中心,出资修建了石龙→后坪、石龙→茅天、石龙→茨坝、石龙→分水、石龙→彭水五条石板道路,五条道路分别修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总长约50公里。其中石龙→彭水道路起于石龙村石打口,翻山越岭而下至马脑山(彭水县境内),现存路段长约4公里,宽1米,青石砌筑而成。
其它如茅天镇红星村秀狮堡冯希翰墓,建于宣统二年,冯希翰为武秀才。大坪镇甘禾村王氏墓,墓主王氏被称为“王百万”。大坪村泥山坝邹氏墓,咸同年间曾为团首小头目。砚山毛田村燕子岩杨秀玉墓、蕉坝徐氏墓、分水石龙门吴婆杨氏墓,其墓主人生前都是地方富户。(图九)

图九:遍施彩绘的杨秀玉墓
而且,笔者调查发现,凡是取得一定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等之类人的墓葬反而不如上述这些身家巨万、富甲一方大财主的墓葬讲究,其建造显得简单。马宗弟是咸同年间效忠团首之一,其墓体量不大,占地面积仅10平方米。三层檐壁龛式墓碑,通体无花纹,极其简洁。王廷弼是清光绪年间贡生,其墓在都濡镇菠萝山,同样修造简单,墓碑壁龛式,遍体无花纹。申允继为乾隆年间举人,历任福建德化县、大田县知县,其墓恰如其墓联 “两闽吏治清如水,九泉悠光朗若天”所言,简朴无华,墓碑壁龛式,仅在两块墓门挡板石上雕刻分别了凤鸟和鹿衔灵芝图案,余无别样纹饰。
也就是说,有功名出身的人更遵守朝廷礼制的规定,而富户修建精美的花坟更多还是炫富心理的使然。
第三节  雕刻匠意
    花坟的石刻艺术,无疑是花坟最具有价值的内容。花坟雕刻手法的多样性,图案内容的丰富性,堪为民间石刻艺术的田野博物馆。花坟的营造者通过吉语、图案、雕像等形式的精巧构思、细致雕刻,将墓主人祈求圆满、美好、长生、富贵等等一切美好的愿望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一、吉语
   花坟吉语主要有墓联、匾额两种形式,书写内容不外乎颂德、祈福、纳吉、升仙等美好的主题。
    祈福类吉语,如项仁德墓,其墓联为:“夫功母德昭奕代,子贵孙贤喜联科”,表达了墓主人祈福祈愿的愿景。张祥顺墓,其墓联有“梅花香五里,明月照三更”、“虎踞佳城稳,牛伴吉境安”。表达了墓主人对墓地理想生态环境的美好向往;“太璞归天地,清风惠子孙”,则表达了墓主人顺应天命,德惠子孙的祈福思想;
颂德类吉语,如申允继墓,其墓联为:“十年闽治清如水,九泉幽光朗若天”,颂扬了墓主人为官福建德化、大田县时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道德风范。分水吴婆杨氏墓刻写的吉语“俨然”、“淑慎端庄”,赞扬了墓主人庄重善良、贤淑谨慎的道德品质。也有请官宦题写吉语的,如濯水镇申奕痒墓镌刻的“周甲县老”,从落款处刻的一枚印章来看,这应当是道光十四年务川知县崇兴给墓主人的题语。
升仙类吉语,如砚山镇杨秀玉墓,“明月清风伴,金牛玉犬鸣”。古代,金牛、玉犬皆是祥瑞的象征,是导引人登仙的仙物。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洞庭山)上有天帝坛山,山有金牛穴,吴孙权时,令人掘金,金化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同书载:“济阳山麻姑登仙处,俗说山上千年金鸡鸣,玉犬吠”。该墓另一幅墓联“地连馆北惟书案,穴比江南有漆灯”。漆灯,即长明灯,帝王用漆灯于塚中,则灯不灭,该联同样表达了墓主人渴望灵魂长存、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
张祥顺墓刻写的另两幅墓联也很有意思,“**雪霜供为妇职,茔安磐石聊报夫君”、“存心如明月,矢志伴穸窀”。可以看出,这是两幅表明妻子心志的墓联,表达了妻子对丈夫一往情深、忠贞不二的情感。
还有两幅墓联写得也很好,濯水镇乌龟堡和尚合葬墓联“居然二仙合,自是一心传”;乐居高清山墓联“聊择一抔土,且安万古灵。”
石步丫项启瑜墓上的一幅墓联“得天斯得地,埋骨不埋名”,写得积极而乐观,充满了人生豪迈的气概。
其它常见的墓联吉语有:“祖德流芳远,忠贞阴泽长”,“金城山作就,玉带水生成”,“水秀山明开甲第,花香鸟语启人文”,“梅花香千里,明月照三更”,“吉穴嶶富绵贵远,佳城荫子贤孙孝”等等。(图十)

图十:欧阳吴婆墓吉语
    二、雕像
    花坟上的雕像,以鳌鱼为最多。
    鳌鱼,有的称为“鱼龙”,在古建筑上称为“吻”。鳌鱼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性喜登高,古代多用于建筑的屋脊,形态上为龙头鱼尾,故又被称为鱼龙。
    花坟上的鳌鱼,正是古代屋脊两端优美起翘的吻。如果再联想到墓门石柱的鼓形柱础,造设的大门、台阶,我们会发现,原来花坟就是为死者在阴界仿现世建造的一座房屋,墓主人的生活,也仅仅是生界到死界的自然延续。
鳌鱼的雕刻,有的精致优美,栩栩如生,反咬的龙嘴充满张力,弯曲向上的鱼尾生动优美。有的鳌鱼很简洁,仅仅雕刻出鳌鱼的形状,做出鱼尾弯曲的样子,龙头的形象缺失不见。鳌鱼大多对称放置在墓碑各层檐的两端,龙头相对,鱼尾相反;有的则龙头相反,鱼尾相对,如蕉坝徐氏墓的鳌鱼雕像,这种放置,墓葬显得周正、稳重。(见图十一)
                              
   图十一:蕉坝徐氏墓上的鳌鱼雕像
其次是狮子雕像。狮子被认为是百兽之王,具有驱邪避祟的功能。民间用狮子,多雌雄成对出现,狮子戏绣球,有生殖崇拜的涵义。高台舞狮中就有专门为求子者送宝的仪式,“宝”就是绣球。狮子运用到花坟,其作用是镇墓、祥瑞、子孙昌盛。狮子的雕像多放置在墓碑二层檐下挡板石两侧,呈半蹲式,身体微曲,头部相向而对。有的在狮子口中凿出一颗可以滚动的圆球,表示口含绣球,孕育生命。这一类狮子面容和善、亲切,而放置在墓地围墙上的石狮子,则威武雄壮,起着镇墓辟邪的作用。(图十二)

图十二:张祥顺墓上雕刻的雕像
    羊雕像在花坟雕刻中也有少量出现。羊即祥也,羊自古是中国的吉祥动物,民间多有运用。三阳开泰是最为常见的羊吉祥图案,寓意一元更始,万物复苏。务川花坟中发现的羊雕像有两例,一例是茅天大院子向必富墓,羊雕像被放置在该墓二层檐下正中,头下尾上,昂首,雕像施以青绿色。青羊是一种神羊,据道家传说,老子授函谷关令尹善《道德经》时,约其千日后到蜀国青羊肆再见。三年后,尹善到蜀国寻找,果然见到了青羊。原来,青羊是老子投胎于李姓人家的真身。老子见尹善如此守约,就带着他一道升天成仙而去。今成都青羊宫即是老子带尹善升仙之地,青羊,因此被赋予为登仙的导引神物。青羊在这里的出现,应该是墓主人希冀能够借助青羊升天成仙美好愿望的表达。
    有人说,墓上用羊雕像,是古代牂牁国民族崇羊的表现。笔者以为此说似有附会之嫌,姑且不论古牂牁国民族有无羊崇拜的习俗,就是在古代汉族的丧葬文化中,用羊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清制,凡“公至二品”官,“墓上用石人、望柱暨虎、羊、马各二”;三品官“无石人”;四品官“无石羊”;五品官“无石虎”。可见,在坟墓上,羊雕像是高级别官员才可以使用的。
羊雕像在务川花坟中的出现,应该说,既是汉文化墓葬礼制侵染的结果,也是道教升天成仙思想侵染的结果。(图十三)

图十三:向必富墓雕刻的羊雕像
    三、图案
    花坟的石刻图案,丰富多彩,气象万千,是花坟最具特色之所在。
这些石刻图案,基本上都装饰在墓碑的石柱、石枋、墓门、挡板石等部位。其表现内容、手法具有内容丰富、构图工整、雕工精细、彩绘渲染等特点,在艺术、民俗、历史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中国的雕刻,每图必有意,每意必吉祥。务川墓葬石刻图案亦然,吉祥的内容主要是“福”、“寿”。笔者将花坟的石刻内容进行了一个归类,大致分成以下四大类。
(一)、祥瑞图,主要有:1、祥瑞动物类,鹿、鹤、凤鸟、龙、狮子、喜鹊、蝙蝠、犀牛等;2、祥瑞花草类,牡丹、蔓草、卷草、莲花、仙草、葡萄、梅、兰、竹、菊等;3、祥瑞几何纹类,回纹、万字纹、寿字纹、福字纹、云纹、圆圈纹、漩涡纹等;4、博古八宝类,盘长、如意、火珠、暗八仙、宝瓶、桌、案等。
向士常墓雕刻了三幅图案,居中一幅为“鹿衔灵芝”,其左为“鸳鸯莲花”,其右为“凤求凰”。鹿,象征长寿、吉祥,《述异记》载:“鹿一千岁为苍鹿,又五百年化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在传统图案中,鹿常与寿星同时出现,以祝长寿。鸳鸯是忠贞爱情的象征,莲花寓意高洁。凤凰同飞,相和而鸣,吉祥美好。三幅图案共同表达了吉祥、美好、福禄的寓意。(图十四)

图十四:茅天镇向士常墓雕刻
杨秀玉墓门两侧八字挡板石上雕刻了两幅图案,左幅为一条龙跃起在空中,空中有几朵祥云,底下是水波纹,寓意“鱼跃龙门”;右幅为一只花瓶里插了三支戟,寓意“平升三级”,这样两幅雕刻特意用于墓门之前,表达了墓主对子孙后代能够鱼跃龙门、取得功名,平升三级、官运亨通多么热切的期望。(图十五、十六)

  图十五:雕刻的“平升三级”  图十六雕刻的“鱼跃龙门”
(二)、升仙图,表达墓主人期望灵魂升天成仙美好愿望的图案,这一类图案多居于墓碑或牌楼的显目位置,显示出升天成仙这一概念对于墓主的重要性。八仙寿翁、二龙戏珠的构图是常见的升仙图,导引墓主升天成仙的神物有云龙、青羊、凤鸟。
龙是中国最大的神物,代表最高的祥瑞。《述异记》载:“珠有龙珠,龙所吞者。”二龙戏珠,是天下太平的征兆,预示着年年吉祥如意。头下尾上的龙称为“降龙”,反之,称为“升龙”。雕刻于墓碑石柱上的都是降龙,如张祥顺墓、申一万墓等。降龙是下行的,盘绕曲折,从天而降,导引灵魂升天。(图十七)

图十七:张祥顺墓雕刻的降龙
寿星即南极仙翁,是长寿的象征;鹤在民间誉为长寿千年的灵禽,又被当作神仙的坐骑。花坟中雕刻的寿星经常是驾鹤升天的形象,并与八仙共同组成一幅构图长卷,其导引灵魂升天成仙的含义更是不言而喻。(图十八)
图十八:蕉坝高氏墓寿星八仙图
(三)、人物图,描绘历史故事、传说典故、小说戏剧里的忠臣、孝子、圣贤等故事内容或人物形象的图案。如文臣武将、二十四孝、郭子仪祝寿、八仙祝寿、一团和气、渔樵耕读、马战、戏文人物等。
花坟中运用最多的人物图是小说戏剧中的人物,杨秀玉墓碑上雕刻的人物上百,形象各各不同,马战、步战、夜战、追击等等,不一而足。二十四孝人物运用的也比较多,如濯水乌龟堡陈李氏墓雕刻了一幅孟宗哭竹生笋图,三棵粗大竹子前,一人半跪于地,一手伸出作采笋状,一老妇人坐于边上。二十四孝人物是中国孝道的典型人物,在丧葬文化中运用普遍。(图十九)

图十九:孟宗哭竹生笋,二十四孝之一。
八仙的传说在中国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他们是:铁拐李、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吕洞宾、张果老、韩湘子、汉钟离。传说八仙定期赴西王母蟠桃大会祝寿,故常作为长寿、祥瑞的素材。
一团和气是一个人物形象,作团形人像,大耳,圆脸,口微开作欢笑态,宽袖长衣,卷缩成一团。《程子全书》载:“谢显道云:“明道坐如泥塑,及接人,浑似一团和气。”原意本指程颢和善可亲的样子。一团和气的形象最早由明成化帝朱见深所创。朱见深《一团和气》图中所绘人物为东晋“虎溪三笑”典故之陶渊明、慧远、陆修静,三人分别代表了是儒、佛、道,传达了皇帝三教合一的期望。所以,一团和气预示天下太平,相安无事。此人物形象在花坟上多置于碑顶正中,实际上也是人们处事哲学的实际反映。(图二十)

图二十:李中文、李覃氏夫妇合葬墓之一团和气人物图
(四)、生活世俗图,如杂耍图、鼓乐图、饮宴图、全家福、推车图、犁田图等,生活世俗图是表现现世生活场景的一类图案,传递出墓主人对现世生活浓浓的留恋之情。同时,这类图案也营造出一种热闹、繁华、世俗的气氛,使得矗立于荒野的坟茔不再让人阴森恐怖。
濯水乌龟堡陈李氏墓雕刻的杂耍图很有意思,共四幅。左两幅构图为一左一右,左幅为演戏图,人物三,中间一人作逃跑状,地下一刀一戟一梯;右幅为举桌图,一人双手对角举起一张桌子,桌上一人半躺,伸脚去取烟杆。右两幅构图为一上一下,上幅为绳桥图,一人手持平衡杆,站在绳上,另一人站于绳上手作舞动状;下幅为敲锣图,一人提锣作敲锣状,一妇女伸手作招呼状,两小孩似受到惊吓,头偏向一侧。这几幅雕刻对人物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生活气息浓厚,加之雕刻衣纹顿挫有力,构图流畅,堪称完美的作品。(见图二十一、二十二)

图二十一、二十二:乌龟堡李氏墓杂耍图
总的来说,祥瑞图和升仙图都是在信奉灵魂升天这一传统文化心理上构建出来的;而人物故事图和生活世俗图,则是对现世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情趣爱好、生产生活等内容的真实反映。
    四、雕刻艺术
花坟雕刻艺术之精美,是石刻艺术的集大成,其内容包罗万象,是研究当时当地之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宗教等等的重要实物。
(一)、从雕刻技法来说,花坟的雕刻有阴刻和阳刻两类。
    墓联、吉语、碑文主要采用阴刻手法,极少阳刻。笔画较深,行、楷、草、隶均有,鲜见书法上佳者,有的甚至笔法简拙、粗糙。阴刻的墓联、吉语大多不着任何颜料,形成灰白的色调。
    图案类则全部采用阳刻手法,运用高浮雕、浅浮雕、减地平雕、圆雕等技艺,刻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图案。高浮雕立体感强烈,形象生动,厚重大方,主要运用于柱、枋;浅浮雕细腻精致,构图平稳,多用于挡板石;减地平雕、圆雕主要运用于各种雕像,有的精雕,有的古拙,有形神兼备的,也有神似而形非的。
还有一种雕刻手法是将石料裁成动物或神兽的外轮廓形象,再在中间因势雕刻出深浅不一的象形图案,石料背部找平即可,不作细致打磨,比较粗糙。主要用于鳌鱼及望山石的雕刻。
狮子、羊等神兽,主要采用圆雕的手法,装饰于墓碑之上,或直接摆放在墓墙转角。云龙主要装饰在墓碑石柱、牌楼石柱之上,其雕刻流畅,富有动态感。
    (二)、从构图上来看,墓葬石刻属于“适合纹样”的构图。
    所谓适合纹样,就是适应一定形态而做的装饰性纹样。3也就是说,纹样必须要与平面、层次、部位相适合,这样才能使纹样在构图上达到平稳性、整体性、装饰性统一的效果。花坟遍刻遍饰,石刻中特别讲究适合纹样,构图上整体以左右对称,上下平衡为主要特点。边饰、地枋、中心部位有机合成,力求内容丰富,营造繁华热闹的景象。在一些譬如檐楼卷棚、八字挡板石等较为遮蔽的地方,依然是小空间做大文章,布局精到。
     茅天石龙田聂氏墓,其二层檐楼石分别雕刻了二龙戏珠、生活场景图。匠人在雕刻时,将宝珠与龙头提升到檐楼的卷棚上,以求达到龙头高昂、气势非凡的立体效果。龙尾一端雕刻的农夫犁田图,形神兼备,农夫身披蓑衣,手拿犁铧,耕牛反首回望,其动作力量、姿势都表现的恰如其分。它与龙尾另一端的推车图、舂碓图结合起来,从视觉上起到自左而右的顺序引导。同时,还在檐楼卷棚上雕刻了连续几方龟背锦纹和万字不断纹。该幅雕刻图案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达到了立体与平面相互结合,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统一与变化相互协调的完美创意。(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田聂氏墓,雕刻的二龙戏珠具有立体的感觉。
濯水乌龟堡申奕痒墓遍雕遍饰,整体为三层檐墓碑,檐楼石从下至上逐层收分,构图以中间石柱、宝珠、石狮为竖中轴线分隔,左右对称,平面上显得稳重、大方。墓门两边雕刻的驾云八仙,各持法宝,左右各四,图幅分配均匀,稍嫌变化不够。一层檐楼两端鳌鱼雕像翻卷部分,分别雕刻一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凤鸟,鸟尾自然舒展,充分做到了纹样与装饰部位外形相适合的装饰原则。
砚山毛田杨秀玉墓的雕刻很有意思,不仅左右对称构图,而且图案内容基本相同。左边有花,右边就必定有花;左边回纹,右边必定也是回纹;左边人物,右边也是人物。该墓是杨秀玉与其妻妾三人的合葬墓,所以不仅在墓碑上特意刻写了“东顾”、“西盼”,而且两边雕刻的内容也要大致相同,以显示作为丈夫的公平之心。该墓结构严谨、布局平稳,兼用朱砂、靛蓝、土黄、烟灰等颜料涂饰,显得稳重高雅,富丽堂皇。
茅天大院子向必富、向田氏夫妇合葬墓石刻也很讲究。该墓为三层檐楼式墓碑,其一层仿四柱三门广亮式。明间上枋石刻圆寿,两次间上枋石刻戏文人物,边饰万字不断头纹样。两次间墓门仿隔扇,雕刻出窗、绦环板、裙板,裙板上雕刻四个花瓶,其一置如意、笔,寓意“必定如意”;其二置羽翎、朝珠,寓意“加官进爵”;其三、四分别插牡丹、莲花各一,寓意“富贵”、“高洁”。八字挡板石各刻花瓶一只置于案上,寓意“平平安安”。该雕刻融合了方、圆、扇形、花形等多种图案形式,统一中求变化,构图均衡而不呆板,图案寓意吉祥,着色主次分明,雕工细腻圆润,堪称佳作。

图二十四:向必富、向田氏夫妇合葬墓,墓门挡板石雕刻均衡而不呆板。
花坟是经济在墓葬文化上最写意的表现,经济水平决定了花坟的雕刻水平。花坟的匠意营造,精雕细琢,是墓主人及营造者对现世与仙界自我理解的真实写照,也是传统墓葬文化“事死如生”的一贯延续,并使之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从建造的墓葬实体来说。
参考资料:
    1、《清史稿》,网络下载于钱建文E书制作之《二十五史》。
    2、《南园纪事》,申绍伯、申伯符著,收录于《务川旧志汇编》。
    3、《古代建筑雕刻纹饰——花草》,张道一、郭廉夫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51:50 | 显示全部楼层
仡佬族傩戏
第六章 历史魅影——务川古墓传奇
对于探索历史的真相,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古墓传奇故事,虽不能完全证实历史的真实性,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本章收录的这几则古墓传奇故事,可作为我们考察墓葬文化的一个参考材料。
一、金银洞宋墓传奇
在涪洋镇瓦厂坝,有一座修造精美被称为“金银洞”宋墓的石板坟墓,深埋于半山坡泥土之下。该墓为单石室墓,用重达数百上千斤的方整青石建造,石头与石头之间没有任何粘合剂,但扣合严密。两扇青石门扉高2米,每扇宽0.7米。墓室左右石壁上均有石刻,左壁从外至里第一幅为单狮戏球,第二幅为下凹的小龛,刻侧门一道,第三幅为芙蕖团花图案,第四幅又为一小龛,第五幅为顶冠着袍,手捧荷花瓶的老人雕像。右壁除第五幅为手捧印綬、文书的老人雕像外,其余均与左壁图案相同。壁龛正中为墓主肖像,“文革”期间被凿毁。壁龛下部雕刻力士一尊,跽跪在地,双目圆睁,似有万斤之力,双臂上举托住莲花宝座。墓顶为八角形藻井,上小下大,顶部刻龟背负剑浮雕,并凿两个圆孔。藻井四周额面上,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代表四方。1
该墓由于年代久远,修造精美,石材巨大,被当地村民传说为是吴三桂的坟墓。吴三桂当年反清称王,在云贵留下许多传说,像务川与道真交界的插旗山传说就是吴三桂插军旗留下的地名;大坪黄洋坪兵书洞传说是吴三桂藏兵书和宝剑的岩洞。传说归传说,金银洞墓肯定不会是吴三桂的坟墓。
传说清光绪年间,耕种墓顶土地的村民张某在犁土时折断了铧口,张某十分恼怒,于是往下深挖想看个究竟,挖到最后,发现了这座埋在地下的坟墓。张某撬开石板,进到墓室内,发现后壁龛上有三个陶罐,一个陶罐放满了金子、一个陶罐放满了银子、一个陶罐装了一罐水。姓张的村民欣喜之余,以为陶罐内装的水是神仙水,于是将水一饮而尽,不料却暴毙身亡。消息传开,人们于是将这座石室墓称为“金银洞”。
因该墓的发现过于神奇,引起当地望族吴姓的注意,说此墓是吴姓的祖坟,并与张姓争墓权打官司,最后官府将金银洞墓判为吴氏祖茔。吴姓遂在墓前树立四楞方碑一通,志其始末,并名其墓为吴承康之墓。经此一事,“金银洞”墓声名大著。后经百年时光,时至今日,当地村民即将吴承康墓附会成了吴三桂墓。

图一:金银洞宋墓墓室

图二:墓内石刻(神物)

图三:墓内石刻(鱼龙)
二、汉墓传奇
大坪镇江边沿洪渡河两岸的台地,是汉墓集中分布的区域。其中临河不足百米的棒子上、坟堡又是两座形状有点特别的土丘。坟堡汉墓现存顶部封土已经被平整为一坵水田,每年种植水稻,都需要用木枧架水灌溉。棒子上汉墓的封土在大集体时从丘顶往东坡一溜推了下去,平整成了梯田,面积约有300平方米。棒子上是当地村民传说最多的地方,说在1960、70年代大集体的时候,在棒子上挖出了一座“大苗屋”,离地面有3、4人深,要搭着梯子才能下去,在“苗屋”里挖出了很多小钱,还有“金人”。村民还说,棒子上地底下是空的,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听见从地底下传来细吹细打的锣鼓吹打声音。
2010年的时候,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在坟堡和棒子上一共发掘了11座汉墓,其中砖室墓4座,土坑墓7座,出土了罐、釜、盆、钵、甑、博山炉、壶、印章、带钩、纺轮、石黛砚、耳杯、牌饰、洗、箭镞、盒、仓、井、陶俑、铜箍、勺、泡钉、铜钱等各类器物共一百多件。考古发掘对江边的传奇既作了一次证实,又作了一次证伪。证实了“大苗屋”、“金人”的存在事实,而地底下虚幻的锣鼓吹打的声音虽然被证了伪,但仍然是江边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其实,村民口中的“苗屋”,就是砖砌的汉墓,他们以为做得这么漂亮的建筑,只有以前的苗人才修得成;他们所谓的“金人”,估计就是土黄色的陶俑了;至于小钱,无疑就是五铢钱了。
江边的人还说,“江边是座城,楼下是座府”。传说很久以前,江边这里有一座城,楼下原来是一座县衙,人烟繁盛,热闹得很。也不知传说是否真假,但江边在二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因为朱砂开采而成为一个人口居住的中心,却是不假。

         图四:坟堡和棒子上汉墓,两个凸起的小土包。

     图五:出土的陶俑(村民传说中的所谓“金人”)
三、总督坟传奇
在丰乐镇山江村马道子的半山坡,有一座淹没在灌木丛林中的坟墓,这就是被人们赋予了传奇色彩的“总督坟”。
范我蘧,生卒年月不详,名钅广,字我蘧,四川富顺人,明万历已未年(1619年)进士。1644年5月,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明朝江南诸王纷纷建立政权,范我蘧任桂王政府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南明永历七年(1653)卸任之后,与钱邦芑(大错和尚)、程于前等南明遗臣隐居于湄潭柏杨坝。后病衰思家,归途中死于凤冈官坝,家人扶枢归乡途经务川三江而葬于该地。
传说,当范我蘧的灵柩抬到马道子的时候,就怎么也抬不动了,其家人认为马道子是块风水宝地,死者不愿意走了,于是就埋在了马道子。还传说在范我蘧临死咽气的地方,有一块落气碑,被埋在水田中间。
后来,人们推测,要是范家不想将死者送回家,应该在落气的官坝找个地方埋了就算了;如果是想让死者叶落归根,怎么会只抬到马道子就不走了呢?所以说,肯定是马道子风水好,才埋在这里的。马道子是从燕龙山上延伸下来的一道山岗,群山环抱,曲水有情,确实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有一些风水先生看了“总督坟”,说坟墓正在龙脉的穴位上,占尽了地理的气脉。
清朝乾隆五年的时候,范氏后裔到马道子重新查验了范我蘧的墓地范围,安排人筑庐看护,并在墓前树立了一块石碑,指明墓地范围及查验情况。
范我蘧墓是一座圆形的土丘墓,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一个大土堆而已,简单至极。只有墓前石碑上刻写的“明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等处地方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川湖云贵上柱国太子太师晋阶光禄大夫制师东阁大学士我蘧范公墓”54个大字,彰显着墓主人生前的荣耀。一个个炫目的官衔,让人对这座荒草中的古墓更充满了神奇,一度引来盗墓贼的觊觎。1980年代的时候,一个盗墓贼还因为盗掘范我蘧墓而入狱。

图六:范我蘧墓
四、申祐英魂传奇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潭,几乎老老少少都知道申祐。在村民们代代相传的故事中,御史祖申祐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替国忠臣。
故事说,申祐七岁的时候,和父亲上山耕作,忽然从树林中窜出一只老虎,将申祐父亲叼了去,申祐虽然年纪小,却不害怕,拿了一根木棍追上去对老虎一阵猛打,结果老虎被打懵了,丢下口中美食,跑回了山林,这是申祐“打虎救父”的故事。
后来,申祐到京城读书,皇帝要杀他的老师,申祐挺身而出,为老师击鼓鸣冤,救了老师,这是申祐“义救老师”的故事。
再后来,申祐当了御史,又随皇帝御驾亲征,在土木堡被蒙古大军里外三层的包围住,申祐装扮成皇帝的样子,坐上皇帝的车马,突围以吸引敌人注意,结果自己被乱军杀死,救了皇帝,这是申祐“替国忠臣”的故事。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最具民间传说的情节是,申祐死的那天,他的妻子在家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丈夫满身是血,变成了一条红蛇;第二天去蠐蚂洞地里薅草,真遇见了一条红蛇,申祐的妻子对红蛇说,你真是我丈夫就到我怀里来,不是你就走开,结果红蛇乖乖爬进了申祐妻子的怀里。隔不多久,朝廷的敕书就来了,说申祐战死沙场,特赠为进阶文林郎,妻李氏特封为孺人。家里于是在蠐蚂洞的洞口给申祐垒了一座衣冠冢,申祐的渺渺英魂,一如坟冢下悠悠东去的洪渡河水,殂豆悠光,绵延不绝。
申祐(1425-1449),字天锡,务川火炭丫人。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进士,官四川道监察御史。其事迹记载于《明史·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申祐。字天锡,贵州婺川人。父为虎啮。祐持梃奋击之,得免。举于乡,入国学,帅诸生救祭酒李时勉。旋登进士,拜四川道御史,以謇谔闻。”清·道光《思南府续志·艺文》之《侍御忠节申公传》概其一生事迹为“救亲于虎口,脱师于逆鳞,殉难于从龙” 之三烈事迹。
而英宗在景泰七年重新登基后,公然忘记申祐代驾之功,使得申祐“国祀无闻,乡祀无闻”1、“通纪不挂一字,谥与荫典不及一言。”2也是一段历史的公案。
直至嘉靖朝,先后有礼部尚书程敏政、御史萧重望、吏部杨廷昭等人为申祐死难之事呼吁,才得赐谥号“忠节”。嘉靖十年(1531年),思南府、婺川县分别立祠祭祀,祠名“申忠节公祠”。

图七:申祐衣冠冢(无墓碑的一座)
五、项老印疑冢传奇
清咸同年间,务川、正安、凤冈、思南、德江、沿河、石阡等数县毗邻的黔北地区爆发黄白二号的号军战乱。战争期间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各地方势力趁机大办团练,明为守家保寨,实则扩充势力。其时朝廷劝办有“时和年丰,民安物阜,正直公平”十二大团,项希廉是谊正团首。
项希廉是武秀才,项氏家族很富有,族人先后修建了团寨合一的“大夫第”和规模庞大的四合院落“诗书第”。项家的富有和项希廉的武秀才身份为项希廉办团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据先后成书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的《婺川县备志》、《都濡备乘》记载,谊正团首项希廉数次奉令与号军战。先是“咸丰四年(1854年)与千总刘荣昌出防丁木坳”;再于“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与红丝塘巡检王藻、桃符坝生员申炳章、砚山坡生员覃元贞、县城生员刘靖宇、桐梓园武举申德源、三坑司监生萧学太等团首分道进兵,与白号军杨二大战于天半寺并破之;二月,与申炳章合兵攻洞头岩,岩高且险,项希廉阳攻其前而阴从间道袭破之;四月,黄号军攻占务川县城,阮县令、刘千总奔石步丫王家坨寨避难于团首项希廉;六月,县邑诸团与黄号军战于丰乐坝。”;七月,“申逆(申水烟三)渡江边,掠官学坝、柏村、镇南桥,项希廉击却之。”;后“十月,黄号军杨五以十万之众抵虎门,谊正团首项希廉战败,呕血死。”
在当地项氏村民的传说中也有这段历史的叙述,但比书籍所记更为生动、神秘。说号军“打死申洪彪,吓死覃蛮子,气死项老印”,这句话说的是咸丰八年的事儿。咸丰八年,正是号军势力强大的时候:陷县城、俘县令、败州牧于钟岳。申洪彪即县邑练总申洪,“洪被围于滑石滩,血战得出,死者百人”;覃蛮子即砚山兴义团首覃元贞,“时元贞还砚山坡,为从子娶妇,闻贼至,仓皇迎战,败入南客寨。……侄庆恩来援,被杀,以手足送元贞。元贞骇绝,夜与子廷壁遁去”;项老印即项希廉。所谓“气死项老印”,就是上面所说的“黄号军杨五以十万之众抵虎门,谊正团首项希廉战败,呕血死。”这些都记录在《都濡备乘》书上。但民间传说项希廉与号军战败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贵阳福泉隐居,因为怕被号军追杀,就在家中埋了六座假坟以掩人耳目。但在坟堡,笔者两眼所见项希廉的墓碑上,分明刻着“大限亡于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与史书所记相同。

图八:项希廉墓
六、骁骑将军墓传奇
传说马宗地是骁骑将军。
马宗弟,涪阳马家巴村人,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卒于中华民国三年(1913年),享年84岁,清咸丰年间务川效忠团首之一,钦敕五品骁骑尉。
咸丰八年以来,胡黑二黄号军势如破竹,占据务川东南部大半,数度攻占务川县城。清光绪二十八年务川知县杨宗瀛编《都濡备乘》记载:咸丰十一年五月,黄号军田元攻占务川县城,效忠团简昌楷、马宗第奉务川县令计远长之令,率团兵五千人,昌楷攻刘家坡,宗弟攻平津桥,于四山令人大呼“贼败矣”,号军不明就里败退出城;后论功行赏,计县令得调署遵义县,申炳章得保候选知县,加同知衔,而效忠团无一人列保;七月,独山寨号军攻城,马宗第又奉命阻防于雷家寨。又马宗第墓志云:“咸丰八年,贼兵入境,烧杀抢掳人民,公毅然率团兵数千与贼兵对决,互相胜败,公乃蝥弧先登,幾厥渠魁,馘首万一,数百战而贼方败北,皆公之力也。不意于同治年间贼又猖狂十余年,三困务城,官民无可聊生,公又督兵万余,数百战而三复县城,夺还官印……”此墓志或有夸大溢美之词。如夺还官印一事,发生在咸丰八年,务川县令阮文藻被俘,官印同陷,后由书吏廖维清怀印逃出送至正安州牧于钟岳处。又如钦敕正五品骁骑尉一事,查,骁骑尉一职清代已废。清朝武职有正四品“骑都尉”、正五品“云骑尉”、正七品“恩骑尉”;八旗骁骑营有“骁骑校”一职,正六品,均无骁骑尉一职。务川参与号军之战的有申维藩、覃元贞、刘靖宇等人,都是积功敕赠云骑尉。马宗弟的战功有多大?不得而知。正如上文所说,在战事结束之后的论功行赏中,并没有马宗第。那么,是不是马宗第自己给了自己一个荣耀的身份,用“骁骑尉”代替了“云骑尉”呢?

图九:马宗第墓
七、申允继墓传奇
申允继,号巨川,务川县桃符村马滚坡人。生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中举,官福建大田县、德化县知县,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大约在嘉庆二十一年春夏之交,申允继辞官归里。归途中申允继身染重病,是年冬不幸病逝,享年68岁。葬于马滚坡寨后双树坪。墓石封土封,墓碑壁龛式,墓前有八棱华表1对,仅存一。
巨川先生治德十余载,清廉勤政,任上补城墙,治河堤,葺书院,诚如其墓联所言:“十闽吏治清如水,九泉幽光朗若天”,为治民所称道。申允继在家族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拟订了申氏的字辈排行,至今仍为申姓人所遵守。
马滚坡人对申允继之死的传说,有着小说一样的情节。说申允继年老辞官后,生了重病,就写信要家里人去接他回家。因为申允继的两个儿子还小,家里就派他的侄子申文顺到福建去接。谁知道申文顺去后,见申允继有不少的金银财宝,就起了贪婪之心。申文顺把申允继接到务川县城后,趁着务川县老爷在县衙宴请申允继的时候,在茶水里下毒,结果申允继走到县城边大杉树的地方,七孔来血暴病而死,然后谎称申允继是病死的。申文顺得了钱财,做贼心虚,就搬到了桃符坝。
申允继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后来,申文顺为伯娘——申允继的继室张氏——请旨修建了桃符张氏贞洁牌坊。

图十:申允继墓
八、岩棺传奇
大岩门大山靠东一侧,顺山坡一溜下来,五座山峰如盘旋而下的五条龙,于是人们直观地把这里称为“五龙”。在五龙村子下不远处有一个天然岩箐,岩箐名“缺口”,高约30米,岩箐里赫然停放着一具棺木。村民说,棺材在那里已经一百多年了,棺材里的人叫“黑三老冒”,姓谢,就是五龙村子里的人。
村民还说,“黑三老冒”与镇南官村的一个寡妇相好,乘着赶场天人多混杂,悄悄把寡妇带回了五龙。两个人躲在山里,安宁幸福的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寡妇还怀了孕。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寡妇与“黑三老冒”私奔的消息还是被官村的人知道了。官村的人也姓谢,而且祖辈上还做过土司,势力依然强大。依辈分来,寡妇是“黑三老冒”的叔娘,是长辈。两人相好,乱了辈分,有伤风化,有辱家门。于是官村谢姓组织了几十号人,气势汹汹来到五龙,对“黑三老冒”一阵暴打。“黑三老冒”打不过,从缺口岩上跳下,摔断了腿被官村的人追上乱棍打死,顺便就葬在了缺口岩箐下。寡妇的命运则不得而知,这个与爱情有关的凄美故事倒是被人们记住,口口相传。

图十一:“黑三老冒”墓
九、“草头王”倒埋坟传奇
务川有许多“草头皇帝”,对那些造过反,自称为某王某王的草寇英雄,民间统称为“草头皇帝”或“草寇皇帝”。丰乐镇新场村凉桥也有一个传说中的“草头皇帝”。
传说,有一天,天上下起了星星雨,“草头皇帝”的姑姑捡到一块星星石头。“草头皇帝”看见石头的纹路非常奇异,认为是天降祥瑞,受上天所托,自己有做皇帝的福分。于是就让村民们像朝拜皇帝一样朝拜自己。并准备在太阳寨修建金銮宝殿。不料当朝的国师早有预算,通过甲子流年算出了“草头皇帝”的龙脉所在,然后在龙脉的地方用大铁钉钉住了“草头皇帝”的龙脉。“草头皇帝”因为龙脉被破坏,气势衰弱,最终得病死去。死后,人们将他埋在河边,脚蹬山坡,头枕河流。因为和其它坟墓头向不同,所以被称为“倒埋坟”。
参考资料:
1.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1984年。
2.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清·夏修恕等编纂《思南府续志》,程敏政之《申侍御缺祀遗草》,1991年。)
3.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清·夏修恕等编纂《思南府续志》,萧重望之《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臣庙名位疏》,1991年。
 楼主| 发表于 2015-9-2 10:52: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丰乐楠木吊桥
第七章  附录——务川传统丧葬习俗
葬俗是丧礼实践过程的历史积淀。丧礼是生者为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通过丧礼的实践,进一步认同和强调血缘或者家族的关系,增强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丧礼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封建统治者对丧葬制度的规定,实际也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规定。但人们多循俗而不尊古礼,丧葬习俗是时代的产物。从时间的进程来划分,丧葬可以分为葬仪的准备,葬仪的实施,葬仪的后续三个阶段。
第一节  葬仪的准备
    所谓“葬仪的准备”,就是人未死之前,对自己“后事”进行的一系列的安排。
    一、棺木的准备。
    棺木,又被称为“寿枋”、“寿棺”、“枋子”、“棺材”等,棺木多用杉木、红椿、柏木、松木、银杏木等,不讲究的则用泡桐树、乌桕树、青球树等杂木,忌用板栗、枫香两类树木。
    一具棺木,务川称之为“一盒”或“一坟”。棺木由盖子、轮子、底板、回头四部分组成。盖子、轮子、回头都用整木做成,底板必须用3块木板拼合而成。轮子刨制成外鼓的圆弧形。整具棺木均为卯榫结构,不施一钉,忌用铁器。棺木的大小以盖子的尺寸为准,最小的1.5尺,最大的可达2.2尺。棺木做到2.2尺时,里面要放一个木匣,棺、匣一如古代的棺、椁。分水乡一带还保留有用优质楠木制作椁的习俗。
棺木的准备,分为四种情况。
    (一)、直接买成型棺木。
    (二)、买棺材木加工。
    (三)、买“寿枋”树加工。有即买即伐的;也有买后暂时不伐,留在卖主家继续生长,择时砍伐的;由买卖双方协商而定。
    (四)、自己培植“寿枋”树。对选定的树木进行培土上肥,精心管护,待其可用时再择时砍伐。
    砍伐“寿枋”树,由掌坛木匠师傅先做一个砍伐前的仪式。因为开山伐木,惊动了土府,要用十二束长钱、三柱土香,祭地马龙神。
   制作棺木的过程,称为“割”或“传”。棺木用漆为生土漆,一般上漆三次,有经济实力的人家可以上漆四、五次。清棺结束最后盖棺的时候,还要用漆将棺木缝隙涂刷一次。髹漆的棺木通体黝黑发亮,黑中泛红。成型棺木头大尾小,两轮外鼓,盖子头部呈半月形,并突出于底板垂直线。
    “割”好的棺木放在屋子里,必须大头朝外,死者入棺,必须掉头,小头朝外,一进一出,不能乱来。人们心理上还是以棺木不进屋为好,而是把棺木存放在一些比较遮蔽的地方。
    二、葬地的准备
传统风水思想的流行,使得葬地关乎后人吉凶祸福的观念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可以自己选择一块中意的葬地,也可以请风水先生预先勘定。因为担心好的穴位被人恶意破坏(对葬地的破坏,民间多用死物、粪便等污秽肮脏的东西埋在地里,或者用铁钉钉在地里。被人破坏过的葬地,一般不会再用),所以对选定的葬地一般不会告之于人,以保守秘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任何一块好的葬地都只能发一房人,即只对一个儿子有利,所以选好了葬地的老人只会把秘密告诉自己放心的儿子。
对预先看好的葬地,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多数情况都会尊重老人生前的意愿,认为是借老人吉言;但如果有意外情况出现,或者为死者做道场的先生认为葬地不吉,尤其是与先生自身有冲撞时,就需要重新择穴。俗话说“阴阳先生不买穴,八字先生不买绝”,意思是说,阴阳先生不会把最好的葬地告诉别人,算命先生不会把算命的话说得太绝。
    三、寿服的准备。
寿服,也叫“老衣”,从头至脚包括头帕、上衣、裤子、鞋等衣物。一般情况,死者穿5身衣服或7身衣服。所谓5身,即3件上衣2件下衣,7身就是4件上衣3件下衣。最多穿9身,最少穿3身。男上衣为长衫,女上衣为父母装。黑色丝帕1条,长1丈2尺,可短至5、6尺,但不能为7尺或8尺,因为俗话有“七不孝父,八不孝母”的说法。丝帕缠在死者头上后,要在额前打结。另外,布鞋1双,袜子1双。
寿服以前多为自制,现在有专门生产出售。所有寿服上都不能带金属铁物。寿服制成后,平时置于箱底,每年曝晒1次,以防霉烂。
另外,还要制作寿被1床,寿被又称为“兜单”或“勾头被”。寿枕1具,市场上有专门的寿枕出售;过去用陶制寿枕,经济能力差的则用瓦片代替。
    四、坟墓的准备
    有一定经济能力或无后嗣的,会提前修造自己的坟墓,这类坟墓被称为“生基”。有的生基修造简洁,用简单加工的石板砌筑。有的生基则花费巨万,修造华丽堂皇,雕刻精美。入葬时,先生要用宝剑对墓室进行驱邪,名为“扫井”。然后将棺木从墓室正面送入,石板封门。
第二节  葬仪的实施
葬仪的实施,就是生者对死者身体和灵魂的处理过程,这是丧葬的重要内容。
一、净身
    老人将死之前,要有子女撑住后背,呈坐姿死亡。人死之后,要烧一叠纸钱,称为“落气钱”。并放一串鞭炮,以告知四邻乡亲。然后给死者沐浴净身,穿上寿衣寿鞋,用纸钱将死者脸部遮住,然后将棺木抬进堂屋,放置于两条长条板凳之上。
    二、告丧
    人死后,要及时派人到死者的直系亲属家告知丧事。亲戚获悉丧事后,也要及时赶赴奔丧,并跪于死者前号哭一场。
    三、开路安灵上孝
    接着派人去请先生,先生来到死者家中,先要举行“内木”仪式:将死者摆在硬木板上,陈设香案、水碗,先生念动咒语“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你亡人罪消灭……”边念边用碗中净水喷洒在死者身体四周。然后,先生挥舞宝剑,念咒语“升开菩萨也矣,魂入棺游船下席”。众人移尸入棺,头内脚外。入棺后,棺盖并不密封,便于吊唁者瞻仰遗容。
    然后,举行开路仪式。开路,就是先生给死者的灵魂开辟去另一个世界的道路。“招魂、招魂、三魂不知归何处,特幡召请来降临,要你东、西、南、北、中五立童子引士魂快回程……开路召之已毕,迎之亡灵安位”,仪式结束。
    点燃长明灯,先生安设亡者灵位,发文书,告知阎王十二殿。先生念动经文,为子女亲属成孝。死者儿女全部跪于灵前,由一人为孝子孝女穿孝衣戴孝帕,腰系麻绳,即所谓的披麻戴孝。
   60岁以上的死者称为因老告终,可以直接入棺,不必“内木”;60岁以下的死者称为因病告终,必须等先生来做了法事,才能移床下席入棺。
    四、开坛诵经。
    “开坛”是丧葬最主要的内容。据肖成收集整理的《务川民间丧葬风俗》,共有五坛诵经。
    第一坛:“祭地”,就是奉请护天佛国山王地主,也就是给死者在幽冥地府买新居住所。
    第二坛:“请圣”,就是“法师”在死者家堂屋设香案神位,上方香龛前悬挂十殿阎君案子为上坛,这中殿中一殿为秦广王,二殿为初江王,三殿为宋帝王,四殿为仵官王,五殿为阎罗王,六殿为平等王,七殿为泰山王,八殿为都市王,九殿为卡城王,十殿为转轮王,据说人死后,他的灵魂都要经过这十殿十王认真审查判处在阳间所作善恶,并得到报应,故此坛在超度中尤为重要。下坛设在堂屋大门进门处,悬挂的是地藏王和韦驮菩萨,大门外侧挂的是天京地圣为外坛,这些都是。“除灵超度”的主要诸神,因此,“法师”在准备给士人超度,应先奉请他们到位叫“请圣”。
    第三坛:“启经”、“  ”。
    此坛主要是“法师”作法启经,,请来玉皇大帝入位,并要求他特赦亡人有关罪过。
    第四坛:诵“经文”。主要有《玉皇经》《观音经》《韦驮经》《地藏经》《黑暗经》《渡天经》《解释经》,如是女亡人,则要加《六狱经》。此坛根据主人经济和要求,时间可长可短,内容可增可减。
    第五坛:“回经”、“起忏”。主要内容:(一)、拜忏、交忏、祭土地,就是法师作法,给亡人指点即将要去的地方,并使其安然落居。(二)、奉请释家牟尼佛,观音大圣,唐僧师徒给士人赐福免灾。(三)、奉请“三元”、“藤錄 ”、“家龛”,三元神使亡人祸中得福,免去东北伏魔血湖之罪,过洞荫水府,打开东、西、南、北、中五方大门,开方破牢山狱门。藤錄神把阳间人给亡人烧的纸钱,先生给亡人的通关文书妥善送到。家龛包括天地三教(桂花、普砣、伏魔)等神,因此,敬之死者,生者均安宁。(四)、“投池”、“颁召”、念《血河经》。主要内容就是先生超度亡人过血河、血池等苦海。
    五、买山
    不管是自己预先看好的葬地,还是先生进场后选定的葬地,临下葬前,都要举行买山的仪式:用八柱香,八个供献、刀头、酒礼、长钱、板子钱等,敬奉山家土府、九壘高皇大帝,然后用鸡毛、石灰、五谷在墓地四方下窖为界。买山仪式完成后,接着挖“井”,井即墓圹,井的深浅,以先生指定的为准。
    六、忏佛
    出殡前一晚,死者女儿备办茶食果品、香烛纸钱等祭品及引魂幡,摆放于茶盆。先生手执锣鼓等法器在前,孝女抬茶盆于后,其余孝子贤孙随后。先生敲锣击鼓,带领一众人等,由院坝到堂屋绕棺,边唱念,边躬身顶礼,孝家亦躬身顶礼。先生绕棺唱念的内容主要是《难忘十月怀胎》、《难报父母养育恩》等之类的唱词。
    有些地方则另请先生来做忏佛的法事。
    七、发丧
    务川称呼下葬叫“上山”,“上山”有发丧的仪式。60岁以下的死者在出丧之日,要先在堂屋点燃一把火槁,先生一手举火把,一手挥斩邪剑,口中念念有词:“此火不是非凡火,祖师定为三昧火,上照三十三天,下照十八层地狱,照人人长生,照鬼鬼消灭,若有邪师来救鬼,三魂七魄随火灭……”一边用剑斩劈,一边作追打状,意思是将死者亡灵赶出家门。然后,众人将棺木抬到院坝,置于两条板凳之上。
    发丧前,孝子们手执引魂花幡、端着灵牌,站于棺前;女性亲属呼天抢地,哀嚎哭喊,场面凄惨。有抬丧经验的亲朋好友开始用粗篾条捆扎棺木,叫“捆丧”,顺棺木两根木头为大杠,横置两根为小杠,呈“井”字形。然后法师一手执鸡,一手执剑,做完修路、砍碗等法事后,众人一声吆喝:“起!”即行发丧。
    出丧路程较远,死者的女儿可在途中备两条板凳以临时停放丧棺,并于棺前设香供献,先生念报恩经,孝子再次跪地痛哭,是为“坛祭”,又称路祭。
    八、清棺、垒坟
    丧棺抬到墓地放入井中,先生用罗盘校正棺木的方位,然后,两人举手展开“遮天布”,遮挡在棺木上方,开棺给死者整容,让孝子与死者见最后一次面,是为“清棺”。之后,先生手执引魂花幡,口念咒语,请亡人魂魄入棺归位,不让生人生魂扑棺,这叫“出魂”。最后,点燃鞭炮、吹打奏乐,开始盖棺垒坟。铲第一铲土、挖第一锄地的人必须是长子。
    垒坟时,先用石头沿棺木两旁及前面垒砌石墙,前宽后窄,前高后低,边垒石边填土,在坟头正中竖立一块呈山形较大的石头,为“望山石”。砚山烟墩、官学灶泥井两地有不用石头垒坟,直接土葬的风俗。
    九、化灵、撤界
    垒好坟后,开始化灵。法师将死者灵位放在灵房正中,并作法事使亡魂能安稳享用,然后火化灵房。灵房必须抬到村子的背僻处才能火化,火化时用长竹竿穿上冲天钱,随火上升,漫天飞舞。
    撤界,就是将请来的诸神送回天庭地府各归神位。撤界主要有四方:一撤东方大梵天王、二撤南方持国天王、三撤西方增长天王、四撤北方赦罪天王。最后,先生还要作法将死者庭宅的一切邪魔瘴气清扫干净,保佑主人家平安、顺利。
    十、外坛
    除了以上在堂屋进行,以诵经超度亡灵为主要功能的内坛外,还有在屋外进行,扎制各种冥器的外坛。
    外坛多由具有专长而又工艺精湛的二三个人承担,他们不参与内坛的事务,主要是制作灵房、三宝、天花板等。灵房,又叫望乡台,是给死者到阴界去住的房屋,仿牌楼状,一般为七、九、十一个屋脊,最多有十九个屋脊的。灵房用竹扎制而成,用红、黄、绿、白等彩纸剪出各种图案,裱糊在竹楼框架上,形成花花绿绿的色彩。另外,还要扎制开路将军、金童玉女、跟班随从、一应生活用品等,女性的扎亡轿、扎亡马。另外,还要特地做十二个笼,笼如同一个小箱匣,内装散钱,作为死者去阴间路上的盘缠;县城制作的笼用白纸对折,剪成七层,用若干张剪纸组成约一米高的筒状,如七个“鼓”垛成,每个“鼓”犹如很多金币状的“钱”装成,底层还有垂足。近来,灵房的制作开始工艺化生产,用印刷的图案纸直接裱糊而成。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现代生活用品也被做成冥器,送往阴间。传统外坛人的手艺以剪纸为主,然后是竹扎。色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
    外坛可以安排在别的人家,传统认为,给阴人做房子,邪祟晦气都被灵房带走了,所以并不忌讳。
    十一、不同死者的处理
    对不同死者的处理,实际是对死者生平一种差异化的评价。
    年龄70岁以上,寿终正寝的,属于天命所归,一生圆满,老人驾鹤仙去,所以丧事当着喜事办,吹吹打打,闹闹热热。年老者为尊,年老者儿孙满堂,所以要开“普孝”,吊唁者一人一条孝帕。人莫能免于死,但年老而寿终正寝是福气,于是人们要“赶寿”,拿走“寿碗”。
    在外死亡的年青人,不能将尸体抬进堂屋,只能放在屋檐下滴水沟以外。对这样的死者,称为“上无根、下无底”,或者“忠孝不可取”,但属于正义而死,则一切按老人葬礼操办。
    属于未婚的青年死者,称为“滑身子”,其丧事只请先生进行超度,做到“开路”和“安灵”即可。对不务正业而死的年青人,简单埋葬,俗话“沟死沟埋,路死路埋”。
    对未成年人小孩的死亡,称为“打嫩颠儿”、“看青杠林去了”、“看茅坡山去了”。其安葬用杉木做个箱匣为棺材,由亲朋找个背僻地方埋掉就行了。
    对吊颈、中毒、淹死、掉岩、难产等死于非命的不正常死亡者,要加特殊科目——抬红火盆或铩铧,希望通过法术帮助死者鬼魂能够脱离苦海。抬红火盆的具体做法是:在一块宽阔的坝子中,用石灰划出“枉死城”及十八道城门。先将火盆锅放在柴火中烧得通红,然后抬来一盆清水,放三柱香在盆上,再用红、蓝、青三色布各一尺覆盖于盆上,后用刀头、酒盏、长钱、板子钱陈设香案,法师举法剑作法,剑上搭三十六束长钱,口中念念有词。108道符咒念完,将搭在法剑上的长钱点燃,灰落盆中,便制成了海水。接着法师用海水浸湿数张散钱,然后将散钱放入手中,即可抬起烧得通红的火盆。火盆烧得越红越亮越好,因为越红越亮越能照亮冤魂出狱。法师在走出最后一道城门后,口含桐油,喷火三口,火化鬼王,法事结束。铩铧的具体作法是:将铁铧烧红,法师用几张草纸包上祭祀燃烧后的纸钱灰,垫在脚下,念动咒语,踩在烧红的铁铧上,接着,法师口含桐油喷火,手端铁铧,向四周冲杀,并发出尖锐的吼叫声。
第三节  葬仪的后期
    丧葬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有的仪式可能会延续十年、二十年,甚至几代人,譬如烧老灵、安碑等。
    一、安碑
安碑在老人去世后实施,如果是给已故父母亲安碑,可以独立进行;如果是给已故祖父母、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立碑的话,因为旁支众多,就需要家族共同商量。不过农村较传统的墓碑多是以亡者儿子名义所立。
墓碑尺寸,受传统信仰风水的限制,都应取个吉利。具体尺寸可借助“风水尺”来裁定,丁兰尺的一尺,约合38.1cm,将一尺分成十格,并注上一个字,即财、失、兴、死、官、义、苦、害、丁等十个字。其中财、兴、官、义、旺、丁属吉祥格,可依尺度选用。而其它不吉利的失、死、苦、害格,则尽量避开。如“兴字格”的尺寸为11.43cm、114.3cm。通常碑高100cm,宽60cm,厚8cm。在鲁班尺上则显示出100cm横财、顺科,60cm进宝、横财,80cm天德。
墓碑材质以石材最好,碑面的颜色应是黑色或灰色,黑色和灰色有凝重之感,并且色彩上属冷色调,为阴,适宜于阴宅使用,忌讳用艳丽的色彩。其中根据碑面向方(前方)的八卦宫位,向南方宜灰不宜黑,向东方和东南方宜黑不宜灰。
墓碑上所刻碑文,字的大小也要符合鲁班尺上的吉祥数字。通常大字10cm或10.5cm,小字3cm或4cm之间。10cm进宝、10.5cm纳福、3cm财旺、4cm登科。这些字的大小与碑身比例协调,又寓吉祥之意。墓主的家人,在心理上从中可以得到慰籍。其次是字数宜过黄道。黄道,源于张陵的道教,与12建除择日一致,据计算,字数总数的个位数为1、2、4、6、7、9者为吉。或宜过白道,据计算,总字数的个位数是1、2、6、7为吉,但总字数不必拘泥。碑文为阴刻,字体不宜行书、草书,最好是庄重的魏碑体、隶书、楷书。
    墓碑的形制有一般茶盆碑、三厢碑、五厢碑。茶盆碑即碑板加碑座;三厢碑由碑板、两碑柱组成,五厢碑由碑板、两碑柱、碑梁石、碑帽组成。依构成墓碑石块数量不同,依次有七厢碑、九厢碑、十一厢碑等。
    在风水讲究上,坟地上的一草一木甚至一铁锨土都或大或小的关系吉凶,立碑乃动土大事,关系不小,所以树墓碑必须要先生择定吉日才行。当墓向与流年方位不一致时,当年一般不能立碑。但在清明节前一周和后一周,立碑则不用看吉日。清明节有鬼节之称,是传统的扫墓祭祖的节日,在风水择日上,清明节前后在坟墓上添土、立碑、栽树等一切阴宅事宜百事不忌。不管是那种情况下的安碑,都必须由先生来主持专门的仪式。
    二、烧老灵
烧老灵属于“补敬”的一种形式。因为各种原因,当时未为死者烧灵房,至下一代或更后几代,才对老一辈的灵房进行火化。至于为什么要烧老灵,有的是因为自己起了心意要表达孝敬,有的则是说因为死人托了梦,还有的则是因为不顺利需要烧老灵来驱除晦气。烧老灵也需要先生确定吉日,整个过程也需要由先生来主持。
三、送经
   送经也属于“补敬”的形式。当某家屡有凶事出现,经先生或其他有法术的人算过,是因为某位老人过世时所诵经文不够或缺失,这个时候,就会请先生到庙上去为死者送经,以完满以前的道场,解救今日的灾厄。
    四、迁坟
    “穷不改门,富不迁坟”,迁坟是一件大事,没有特殊情况不要迁坟,尤其是在家运正旺的时候,更不要迁坟。在子嗣衰败、运程阻塞、诸事不顺、凶事不断的时候,先生如果推断出是因为某座祖坟葬地不吉、不旺,需要迁移到吉地方可解煞、发达的时候,才会考虑主动迁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迁坟都是在征地、开发等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被动迁坟。
迁坟时,先陈设香案,摆上酒盏、香、纸等,由先生主持仪式,施行法术,然后卦卜是否可以动土迁坟。卦成,先生在坟周各挖一锄后,即可动土。有墓碑先放碑,然后破土。破土时候挖到龟蛇鼠蟾等吉祥动物,一概放生。平掉坟土见棺时,要把土挖至棺盖下二尺,以免开棺时候进土。收捡棺内尸骨,必须按照身体顺序依次摆放在金柜内(新制棺木),不能混乱、遗漏。收拾完整后,点燃鞭炮,送往新墓地,然后法师以法力召唤亡灵重新入墓。
亡人入墓咒(按镇中央戊己土):天门正开 ,地户遇闭;金鸡正鸣,玉犬正咬;生魂散尽 ,死魂遂方。亡人以向西方,死魂还来入墓;东遇王公,西遇王母。
安坟咒:赫赫扬扬,日出东方;吾今安坟,永保吉祥;金蛇回洞,玉鼠归仓,金蟾入穴 ,归位永康;收回风水,万年风光,妖邪远退,不要祸殃。发福生财,万世永昌。
迁坟也有吉日,由先生根据流年甲子、坟山坐向、死者生卒年月等确定,传统的迁坟必须在夜半无人时进行,去的人不能出声,以免惊动鬼魂。而且一定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捡骨入棺,否则死者的灵魂会因为阳光照射而消散。现在因为迁坟太过频繁,也没有这样讲究,大白天也可以迁坟。同时,迁坟因为阴气过重,先生所作法事耗费精力过多,所以,传统上先生一般一年只做一次迁坟的法事。
第四节 丧葬的禁忌
    丧葬禁忌是在人们信仰死者灵魂不灭的强烈观念上形成的,可以说,在丧葬的每一个过程中,都有需要忌讳的内容。如果不慎违反,心理上会留下阴影,担心会出现照应。
    一、坟向的禁忌。
    坟墓不能正对别人的房屋,尤其是房屋的中堂。这样如同在别人房屋里常年摆了一具死尸,阳宅当作阴宅用,是最忌讳的事情。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争执打架直至讼官司。
    二、凶死的禁忌。
    在外死亡的年青人,认为是“野鬼进不得家门”,忌讳将尸体抬进堂屋,只能放在屋檐下。
    三、忌棺木落地。
    从人死入棺到下葬之前,忌讳棺木落地,认为这个时候棺木落在哪里,哪里就是葬地,这是不吉利的。
    四、忌亡魂上身。
    丧葬中最忌讳死者鬼魂上身,在发丧过程中是所谓鬼魂最容易上身的时候。另外,在下井最后一次清棺的时候,也是鬼魂容易上身的时候。被鬼魂上身后,一般表现为精神萎靡,莫名生病,或者疯癫发狂,突然发病等,这时要请先生来作法事,驱除鬼魂。
五、丧事忌红。
办丧事的人家,忌讳穿大红衣服,贴红对联,吃红辣椒等,认为红色属阳,丧事属阴,丧事中用红色,犯冲。而且丧家三年内的春联只能用绿色或黄色纸张书写。
    六、忌孝家入门。
戴孝之人忌讳到别人家进出,认为这会给别人带来晦气。即便是去商谈事情,也要站在屋外。
七、忌重丧。
    忌下葬之日逢十人坑、重丧、三丧等大不利的日子,如遇之,先生会特别慎重或者采取措施避开。死者死亡之日如碰巧遇到上述重丧之日,要用法术解开。解重丧的方式:用稻草或茅草扎一个假人放在一个假棺(小木匣)里,在坐夜那天晚上鸡叫之后,对假棺举行发丧仪式,然后将假棺抬出去埋在第二天丧棺必经的路上。待第二天抬丧棺时从上面踩过后,就算解了重丧的凶忌。
    八、立碑禁忌。
立碑有许多禁忌,如墓碑不能压棺木,否则后人犯头痛、呆傻、迟钝、精神病等;墓碑倾斜,否则有罢官、离乡、后人走路歪腚之凶;墓碑崩裂,在碑顶则家出头疾,在碑左边则长房(老大)有灾,在碑背则损伤妇女等;灵猫捕鼠地、猛虎下山地、蛟龙戏珠地、凤凰展翅地等喝形穴地不宜立碑。
    九、其它禁忌。
送丧家吊唁钱财不能过死人下葬之日,否则被认为是在诅咒丧家还有丧事。忌讳父母送子女“上山”,夫妻互不送葬等。
第五节  丧葬习俗
    丧葬的习俗由来已久,各地、各民族的丧葬习俗各有不同,但所有习俗的文化及心理基础都是尊重死者,敬畏灵魂,祈求庇佑,追求圆满,只是在表现上各有差异而已。德江县土家族丧葬中,有发丧时将死者扶坐起劝喝三杯酒的习俗。务川有的先生认为这是对死者的戏弄,属于大不敬的行为,但当地人认为这三杯酒是与死者的最后离别,所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后阴阳两隔,情何以堪!这哪里是戏弄呢?所以,考察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丧葬习俗,必须从实施这种习俗的特定人群的文化心理去认识,才能正确理解这些习俗产生的缘起和功能作用。
一、女婿送羊。羊是牺牲,专用于祭祀死者。儿子用猪堂祭,女儿则用羊祭。祭祀时,砍下羊头,用羊的脚油蒙在羊头上,供奉于灵前,其余部分做成羊肉汤大家共食。
     二、坐夜。下葬头一日的晚上称为坐夜,这是整场丧事活动的高潮。吊唁者纷纷而来,或送花圈祭幛,或送钱粮米酒,总之人到心意到,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和对丧家的慰问。请吹打的亲戚要专门邀请一批人组成声势浩大的送葬队伍,奔赴丧家坐夜。这一夜,有的丧家要请戏班演唱《目连行孝》、《寄妻配》、《采桑配》等高台戏,有的吹打班则要唱板凳戏。
    三、请吹打。吹打即锣鼓唢呐称为八仙的器乐班子。请吹打的时间在坐夜的晚上,一个吹打班子称为“一拨(读p)”,女婿必须要请一拨吹打,否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遭人看不起。孙女婿、侄女婿、干女婿、娘家亲戚、媳妇娘家等按理也要请吹打,但取其自愿。吹打越多,场面越热闹,显示死者后人多,丧事光鲜。丧事有专门的吹打调子,有时几拨吹打还要暗中较劲,比试各自的吹奏技艺,或者演唱板凳戏助兴。
四、烧羹纸。烧羮纸在坐夜之日进行,对象是与死者有直接亲戚关系的人,如女婿、娘家亲戚、姨姑亲戚、干女儿等。烧羮纸主要是对死者的祭奠,祭奠者要自带烧羮纸的香、纸、供饭等一应用品。祭奠时,先在死者灵位前摆上酒、肉、豆腐等饭羮,由先生主持,请死者享用,然后再请与自己同去的亲朋用餐。
五、踩堂。踩堂在净坛和发诏书、赦书的晚上举行。由3个或5个道场班子的人组成,在堂屋中间围绕灵牌桌子,边打击器乐边穿花绕行。3人时,1人持钹、1人持铰、1人持铙;5人时,在3人的基础上,1人持帅旗走在最前,另1人可持钹或锣。其间还要将点燃的鞭炮丢在踩堂的场地里,据说这样可以驱赶走侵害亡灵的邪物。
六、点主。又称题主,指的是最后完成灵牌的书写仪式,点主以后,死者才能加入到列祖列宗的队列中去,此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尚有,今已无。据镇南坝里面邹老先生说,点主之人一般为当地最有学问且有功名的读书人,过去是秀才。在出殡的时候,搭两张桌子,点主者坐在桌子顶部,在预先写好的灵牌上,用毛笔蘸上死者长子或重孙手上的鲜血,在“王”字头上点一个点,使“王”字成为“主”字。这一点,表示子孙代代血亲相传。
    七、哭丧。哭丧是中国民间丧葬礼仪的一大特色。
从程序上来说,民间丧仪与儒家丧仪一样,奔丧、成孝、清棺、发丧等每一仪式都有哭丧的场面,多的可达数次,数人同哭。
从形式上来看,哭丧的内容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散哭”;二是“套头”;三是“经”。
散哭的特点是想到什么就哭什么没有什么限制,内容主要是倾诉对死者的思念之情,自责对长辈的不孝,悲叹自己的苦难身世。套头则有内容的限制,主要有“报娘思”、“十二月花名”、“十苦恼”等。报娘思专用于哭娘。十二月花名哭和死者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如哭姑妈、哭舅妈等。十苦恼则各个对象都可用。哭的时候,无非是哭讲别人的好处,诉自己的苦处。经是结合丧葬仪式而唱的。
还有一类哭丧属于高台戏中的参孝戏,演戏的一男一女两人与丧家同跪在死者灵前,哭唱《二十四孝》、《十二个月》、《五更调》等内容固定的丧歌。
以下几首哭丧歌是邹愿松先生在都濡镇老濮湾采录整理的,演唱者周相清。1
    烧羮纸哭:一张纸来四角裁,阎王老爷带信来。金字牌来银字牌,可恨阎王不应该。我的老人寿元长,你为什么乱钩簿。钩簿判官瞎眼睛,引魂小鬼乱带路。幢幡保盖前面走,引魂童子一双双。我的爹我的娘,孝家两眼泪流干。金盆打水来洗手,银盆打水来洗身。周身洗得干净净,老衣老袜穿起来。往日穿起来外走,今日穿起不起来。
杉木枋杉木板子,木匠师傅搁棺才。道士先生来内木,望到老人入棺材。三更三更又五更,做架伏包烧一更。香烟火炮来点起,酒肉白饭敬老人。不见老人来到此,孝家两眼看不见。不知老人来的来,老人得病不吃饭。今日上了望香台,望香台上打一望。满堂孝子哭哀哀,大的哭得肝肠断。小的哭起战兢兢,孝家哭得天地震。只怪阎王瞎眼睛,阎王不放你回来。
    发丧哭:我的父母我爹娘,孝儿孝女哭断肠。早上起来雾沉沉,今天发丧要起程。一送我娘堂屋中,堂屋之中有祖宗。二送我娘堂屋门,堂屋之中有福神。三送我娘大门外,一对门神两边排。门神老爷排两边,让我老人往中间。四亲六戚来送葬,老老少少都来望。兄弟叔子在帮忙,各人拿起各一行。一把钢刀拿在手,拿起刀来花蔑条。花起蔑条十二皮,就把方子来捆起。前头捆在龙凤头,后头捆在凤凰尾。两边捆起万字格,中间捆起万字窗。孝家穿起一身白,走里走来哭的哭。香烛纸钱都放好,道士先生来发丧。吹打先生来吹起,锣鼓铰子响沉沉。一只雄鸡中间放,大家拢来把丧捆。先生发衣来穿起,木鱼宝剑手中执。游丧经术口中念,通关文书来发丧。相送相送齐相送,超度老人登仙累。一送我娘坎子边,四亲六戚都伤心。桂花树上桂花香,摘朵桂花送爹娘。二送爹娘在路中,满山喜鹊闹轰轰;喜鹊叫来喜鹊鸣,想起爹妈泪淋淋。三送我娘到井旁,端杯凉水我娘尝;娘吃三杯会阎君,儿饮三杯哭断肠。四送我娘到坟山,与娘分别泪不干;与娘分别泪汪汪,永世不见我的娘。
    下圹入井哭: 天上星子明晃晃,父母归阴要落圹。阴井打起三尺深,父母土内好安身。打井打起七尺长,父母座起好歇凉。阴井打起四只角,父母土中好安乐。阴井打起四角圆,真龙地穴荫后人。父母自从入井后,孝家儿孙出状元。
覃义平先生搜集的一首哭丧歌——《哭风花雪草》也很有意思,文学色彩浓烈。
哭风花雪草:
风,来无影去无踪,人生好似一场风,人亡风散留不得。
花,牡丹芍药花,人生犹如一枝花,花谢人亡留不得。
雪,狂风吹动满山白,人生好比一场雪,人亡雪化留不得。
草,人生犹如草一根,草死草生根还在,人死不团圆。
八、回煞。回煞被认为是死者留恋生前生活,在一定日子内灵魂要回家看看,回煞的日子由先生按人死时年月干支推算,并说返回之日有凶煞出现,故称“回煞”,但一般在人死后第七天发生。届时,丧家用柴灰撒在堂屋地面,死者鬼魂回来后会在灰地上留下脚迹,有鸡脚印的、狗脚印的、牛脚印的等等,不一而足,而且认为小孩辨认灰地上的脚印比较准确。回煞时阴风阵阵,沙沙作响,这时家人不可说话,不然鬼魂听到后就会流恋不肯离去,无法转世。
九、撒衣禄米。撒衣禄米在棺木落井清棺之前。孝子跪在棺木前,反手将衣角提起呈兜状,先生边念经,边向跪于地的孝子孝眷抛米,称为撒“衣禄米”,表达的意思是死者神灵对后人的庇佑。迷信的说法是,谁的衣兜里米多,就预示谁将来的福禄好。
十、焚烧丧葬用物。死者生前穿过的衣服、鞋袜,灵堂中的三宝、天花板,生者所戴孝帕、麻丝,捆丧所用篾条、杠子等,在化灵的时候,都要一齐焚烧。也有不焚烧,带回家使用的,但需在化灵时于火上绕过。
十一、圆坟。或谓“复三”、“暖坟”,下葬三日后,孝子要对新坟培土,墓前植松、柏、桂等风水树。
十二、烧七。认为人死后还会转生,从刚死之日算起,每七天为一期,期满后即再降生;若一期届满未得生缘,须再等一期;最多到第七期,必定降生。所以死者的亲属每隔七天要设奠一次,请僧道替死者诵经修福,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其活动有指魂、开吊、礼鬼、解结、接亡、供羹饭、摆灵座灵床、开方破狱、破血河等。这种每隔七天设奠一次的风俗,务川称为“烧七”,但不请僧道做法事,只设家馔祭奠。
    十三、照坟灯。坟灯用一根竹竿,顶部剖成篾条,编成灯笼,内置蜡烛。新坟从下葬之日起每天晚上要照坟灯,十五天为期。每年正月十四夜,不论新坟、旧坟,都要照坟灯。届时,山野坟地处处通明,此正所谓“三十夜的火, 十四夜的亮”。
十四、写经单簿。经单簿是一场道场的全部记录,通常包括亡者生平,葬地,先生顶敬祖师、师坛,家族源流,诵经目录清单,外坛明器清单等。经单簿由先生录写,道场做完后交丧家保管。时至今日,做道场的先生为图简便,多数已经不再写经单簿。
十五、举寨帮忙。一家举丧,合寨帮忙,是远古氏族社会的遗风。家有老人且身体不好、多病的,会随时准备一些鞭炮,一旦老人落气,放响鞭炮,全寨人就会丢下手边的事情,赶来帮忙,入棺的入棺,报丧的报丧,各尽其能,各尽其责。尤其在下葬的前三日,丧家要备办筵席招待吊唁者,所以全寨人都要停止自家的劳动,主动到丧家帮忙。届时,全寨男女老少都会在丧家吃饭,做事,直至丧事结束。除了帮忙做事,还要送人情(礼金)。在红丝乡毛坝村的葛佬寨、三木堆、赶子水等村寨,吊唁至今仍以送纸钱、钱笼、祭幛、食物等为主,而不直接送礼金。
十六、自由选择葬地。老人亡故, 按过去的风俗,死者亲属可在任何地方自由选择墓地, 土地所有者一般都不会有异议。而丧家也会自我考量,不会将葬地选择在大田好土之中。十余年前,无偿使用墓地已逐渐难以通行,而是采用互换土地的形式。近年来,就连互换这种形式也渐渐行不通了。
十七、仡佬族丧葬不丢买路钱。
在仡佬族丧葬中,棺木上山时只丟引路钱,不用丢买路钱。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是仡佬族祖先最先开辟出来的,他们是土地的所有者,所以不用买路。“买路钱用黄纸剪成碗口大的铜钱式样,用筷子串起,沿途抛撤,意为用钱买路,打发众野鬼,以求顺利到达墓地,其俗主要流行于汉族地区。”2
十八、墓葬用朱砂。
    在大坪、都濡、镇南等地,有在墓内用朱砂的习俗,朱砂的形态多为粉末状。使用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在墓底用朱砂写“福”字、“禄”字;二是用纸包裹少许朱砂,放在棺木四角;三是用朱砂作颜料将棺木内壁涂成红色。当地人们认为,墓内用朱砂,主要起到补救风水,呼龙接脉的作用。因为朱砂属于贵重物品,一般只有富裕的人家才使用。但在大坪板场、干溪等地,一些年纪稍大的村民,不管经济情况如何,都会特意准备一些朱砂,用于自己的坟墓中,这似乎是他们的一种丧葬习惯。另外,也有用鸡蛋清兑朱砂粉填墓碑碑文的,一般填中间一行墓主神位,也可以将碑文全部填写,据说,这样除了颜色保存时间较长外,还有辟邪的作用。
十九、偷葬。
就是当墓地的吉向与流年吉向有冲突时,就会采取偷葬的方式下葬。偷葬时,吹打只能送到墓地的背僻处,也不举行买山的仪式,下葬后不燃放鞭炮,所有这些措施,含义上都是不能惊动土府山主,偷偷下葬。
    二十、清纸的来历。
清明节,人们去扫墓时会在坟头上挂一束清纸,以寄托哀思。清纸用白纸剪成,10——12张为一束,形如古代的铲币,有三台清纸和二台清纸之分。在清纸的颈部有一道清箍,服丧人家用绿色,其它都用红色。蕉坝、红丝等有些地方,姑娘给自己死去的父母亲挂清,不用白纸,而用红纸。关于清纸,有人说清纸是送给阴间人的钱币,而且挂清时要将清纸藏在口袋里,以免被野鬼抢去。丰乐造纸塘的村民则认为清纸是一面令旗,有了这面令旗,祖先的魂灵就可以在阴间畅通无阻,参加阴间的清明节。过去,在清明节之前一天或清明节这天,村子里有些人家会操办宴席请客吃饭,举办“清明会”,请的客人除了村寨内的本家人以外,还有前来扫墓插清纸的亲戚。
二十一、白喜事。
    上了年纪的老人去世,认为是福寿圆满,要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办,称为“白喜事”。如果某户人家去世了老人,三年内是不能办喜事的。如果家有喜事必须要办,也必须在老人去世的当年举办。否则,被认为是不孝的行为。
第六节  葬仪材料辑录
本节特选录几则丧葬材料,有涉及务川的,有务川以外的;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时代早的,有时代晚的。总之,通过这样几则材料的阅读比对,有助于比较全面认识务川丧葬的礼仪及文化。
    一、《南园纪事》卷一·风俗篇所载丧葬材料。《南园纪事》共三卷,卷一成稿于清咸同年间,为务川人申绍伯编写,手抄本。卷二、卷三为申绍伯之孙申伯符续编,成稿于民国时期。申绍伯(?——1883年),务川县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举人。该材料所记为清咸同年间务川县城一带丧葬习俗。
丧礼。始死,男女躄踊寝所号哭无数,哀毕,煎柏叶以浴,取衣服易扣以线,凡三袭、五袭,举洁整服,竟覆以裘,召阴阳生为亡者以出,谓之开路。男女复号哭尽哀,继治棺髹漆坚好,然后举以入,以讣文达亲戚,并已嫁女集视殓,含附身之物,检点停当,始加棺盖,以漆泥封其罅。设灵位,孝子于柩前寝苫枕凷,日三上食。葬有日,先一日题主家奠,受吊者,用素绫或布书奠文。联彩用羊、豕、香、帛以祭。疏者,或罅钱,或人自为礼,诣灵前行礼,孝子次于苫以答之。出殡时,孝子孝眷扶杖哭泣,掖柩以行,达于殡所,逮戌坟,迎灵以归。三日复诣葬所,添土培坟,谓之覆三。孝子于是夜披麻履草屩谢吊客。七日内举朝夕哭,届七日,则设家馔供灵上食,谓之烧七。每七皆然,以四十九日为限。小详大详,设盛馔以奠服阙,始设撤灵。士大夫之家,率遵文公家礼行之,城村亦有延僧道为斋醮者。
二、《清史稿》志六十八·礼十二所载丧葬材料。
丧礼作为一项重要的等级制度,历朝历代均有明文规定,本文所引为士庶人丧礼制。
士庶人丧礼顺治初年,定制,士、庶卒,用硃棺,榇一层,鞍马一。初祭用引幡,金银楮币各一千,祭筵三,羊一。大祭同。百日、期年祭,视初祭半之。一月殡,三月葬。墓祭纸币、酒肴有定数。通礼,士敛衣复襌(读作dān,单衣。)各一,复衾一,袭常服一称,含用金银屑三,用铭旌。庶人复衾一,含银屑三,立魂帛。士茔地围二十步,封高六尺。墓门石碣,圆首方趺。圹志二,如官仪。柩轝(读作yǘ,即舆)上竹格垂流苏,杠饰红垩,无翣(读作shà,古代出殡时的棺饰。)引布二,功布一。灵车一。明器从俗。庶人茔地九步,封四尺。有志无碣。轝以布衾覆棺,不施帏盖。杠两端饰黑,中饰红垩。馀略仿品官,制从杀。
    三、《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之第八章所载丧葬材料。林永匡、袁立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11月。
     清代民人的一般丧礼,在继承和发展传统丧葬礼仪基础上,形成了下列大体相同的几项程序:⑴停尸。人死后的第一个仪式,便是把尸体停放在规定的地方,所谓“死于适室,巾无用敛食”即指此。此时举行的迷信仪式有供饭和点灯。⑵招魂:按古礼俗,招魂自前方升屋,手持寿衣呼叫,死者为男,呼名呼字,共呼三长声!以示取魂魄归于衣,然后从后方下屋,将衣敷死者身上。⑶吊丧:丧礼的公开。首先由死者家属进行报丧,多由死者近亲晚辈到亲族家门口。“叩报丧头”,通知死讯。吊丧期间,家属亲友禁忌颇多,通常非丧事不谈,面垢禁洗,女忌脂粉、食米粥淡饭,不食苹果,以示哀恸。⑷殡仪:又称“入殓”,“大殓”。有饰尸仪式、洗尸,按制更衣,入棺前先书铭,写好柩位;入棺时,下铺上盖均十分严格;入棺的时辰要由家族占卜,届时守灵。后世入棺盛殓,一律由亲属守在左右,抬尸时由孝子抱死者头部,盖棺时人们高喊死者称谓,大叫“躲钉”。入殓时均有随葬物同时入棺的习俗。盛殓后,设灵堂举行奠礼。⑸送葬:又称下葬,是全部葬礼的最后程序。送葬前,土葬法先有掘墓破土卜吉仪式,有的富豪官宦人家生前就营造了墓室,大多数采取死后破土掘墓,随后有“请启期告于宾”的通知亲友下葬日期的程序。送葬日辰、行例、祭品供物都各有惯习。祭品包括猪、羊、鱼、枣、栗等,都按制分等,祭酒也有定制。送葬行列十分繁杂:富户人家从先导“打路鬼”、各仪仗、僧道鼓乐,直到杠抬灵柩,孝子驾灵扛幡,孝女及亲族送灵车,浩浩荡荡。由于清朝法律规定“民间丧葬之事,凡有聚集演戏”、“该地方官严行禁者,违者照违制律治罪”,故此,清代民间丧葬期间无有敢于“扮演杂剧等类,或用丝竹管弦演唱佛戏者”。
    清光绪《昌平州志》风俗条载,“初丧迁居正寝,属纩含殓。男括发,女去头饰,乃成服。告于乡社之庙,日三次,三日乃止,谓之‘报庙’。书死者姓氏、年月榜于门,谓之‘殃榜’。遣人讣告戚友,三日来吊。这夕用纸人、车马,书死者姓名于纸,孝子负之奉以登车,焚之,谓之‘接三’。自是朝夕哭奠,葬乃止。葬之前一日,成主堂祭,读祝文,讲《礼经》。明日葬,戚友扶孝子至墓所。这日卒哭。六十日、百日、大小祥、禫皆祭,二十七月服除。”
四、《天津志略》所载丧葬材料。宋蕴璞著,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铅印发行。
    人死,更衣,小衣之外,男棉袍、补褂,女蟒袍、霞帔、围玉、凤冠。近有男着长袍马褂,女着袄裙者;殓有三铺三盖,多至九铺九盖,数必用单,而贴身一层必铺黄盖白,取铺金盖银之意。停尸于床,合家举哀,焚纸锞,曰“领魂纸”,床前燃灯,曰“引魂灯”。富者延僧诵经,谓之“倒头咒”。焚纸糊车马,谓之“倒头车”。请阴阳生开殃书,以定入险、出殃、发引、破土、下葬之日时,及一切忌犯。然后,告知戚友;亲近者奔往探丧,哭于尸例。既殓,成服各如其制。死后三日,为“接三”。门外设鼓乐,立幡或铭旌;戚友亦赴奠。夜延僧唪经,送纸糊车马、杠箱于相近之旷地而焚之。至夜,僧入棚放焰口,孝子按时跪拜。自此以后,则唪经三日,一棚或三棚、五棚,有接七日唪经者,僧、道、番、尼无定。有同时井举者,曰“对台经”。每棚经半,必“送圣”一次。届时,纷击法器,间以音乐鼓手,孝子送圣,荧化楼库、纸锞、衣服、器用等物。中下之家,稍节改之。出殡前,一七或二七为“伴宿”。是日,戚友赴奠,唪一日经者,多于此日行之。贫者多不唪经,既接三,即于五日或七日出殡矣。殓时,孝子以水洗死者目,曰“开光”,惧其来生或瞽也。殓衣不用缎,以缎与断同音,恐绝后也。既殓,置灯于棺前,曰“引魂灯”,谓死者行路可不黑暗也。出殡日期无定,通常于死后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行之。富者则停柩三七、五七至七七者。出殡时刻,率于上午。天未改晓,孝子以新箕帚扫棺上浮土,倾于睡席下,谓之“扫材土”;又垫一钱于棺木一角,曰“掀棺”,乃行辞灵礼。柩出堂,孝子手执引魂幡,导于前。及门外,上小杠,至大街,上大杠。上大杠时,孝子掷丧盒,即起杠,复号哭如前。戚友之送殡者,步行在孝子之前;女乘车在柩后。所用仪仗,贫富不同。富家贵人,则加用全付执事及车、轿、亭、马,更以松狮、松亭、松鸽、松鹿、童男童女、花盆纸桌,对对排列,衔接而行,并有僧道奏乐送殡,颇为奢盛。柩至墓地,下窆奠祭,孝子则叩谢送殡戚友。戚友随即脱孝衣而归。惟无论丧眷、戚友。入门时,人给冰糖一块而含之,跨火而入。意避外鬼也。出殡前一日,在家与戚友各以箸挟灵前之菜蔬,纳于罐中,封以红布。次日出殡时,孝媳以手抱之,翁死以左手,姑死以右手,葬时埋于棺前,谓死者来生可不乏食也。葬后三日祭墓,曰“暖墓”,俗谓之“圆坟”。三七日、五七日,七七日、六十日均在家设祭。五七日,必由孝女自焚纸糊之扎彩人,盖俗传五殿阎君爱女,由女焚之,可为死者减罪也。六十日,焚船、桥,悉以纸糊之,大者丈余,小者数尺,谓死者之灵须过混河,备此则能渡矣。
  
参考资料:
1.《丹砂古县的文化记忆》,政协务川自治县委员会宣教文史委编,内部资料,务川文史资料第十一辑,2007
2.《中国丧葬史》,徐吉军著,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发表于 2015-11-4 11:20:38 | 显示全部楼层
洪渡河绝境
图片是怎么回事?好像没有上传上去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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